试论重庆时期何其芳的文学批评精神

何其芳的“重庆时期”是指何其芳先后两次从延安到重庆去工作的这一段时间。时间跨度是从1944年4月到1947年3月。第一次是从194年4月到1945年1月，主要工作是做党的文化宣传工作；第二次是从1945年8月到1947年3月，主要工作是做党的文艺界统一战线工作。这一时期对于何其芳而言有着特殊的意义，对于他的今后甚至今天后人对他的评价都有很大的影响。对于何其芳而言，这一时期的工作，意味着他首先从一个自由的文学创作者转变成了一个有着高度政治觉悟的文艺批评者；其次是从一个普通的文艺工作者转变成了一个重要的文艺工作领导者；再次是从一个自由的文学家转变成了一个有着清醒自我改造意识的知识分子。所谓“何其芳现象”的转折点主要也在这个时期；今天有的人对何其芳的不满也开始于这个时期；有些人对何其芳的否定也缘于这个时期的工作。然而，这个时期何其芳到底是怎样一个何其芳，有的人往往是粗略地加以否定或根本没有认真地加以研究就轻易得出批评的结论。由于何其芳这个时期的文学活动主要是文学批评活动，我想从文艺批评精神这个角度来看一看这个时期何其芳在文学上的价值，这或许可以弥补一点何其芳在这个时期所受到的不公正的评价。
　　这个时期何其芳的所有批评文章都收在1950年3月由海燕书店初版的《关于现实主义》一书中，我现在参考的版本是以1956年新文艺出版社重印版为底本编人的《何其芳全集》。要正确认识何其芳在这个时期的文艺批评活动，就应该首先了解何其芳在这个时期里工作和思想上的主要情况，有几个关键的问题是不能忽视的。一是何其芳的双重身份。何其芳是一个诗人，一个文学家，同时又是中共的文艺干部，一个文艺工作的领导者。他第一次到重庆的时候，是随以林伯渠为团长的中共代表团去的，担任该团文教组宣传部副部长；第二次到重庆做文艺界统一战线工作时，他担任的是中共四川省委委员。一般批评者的眼里要么是只能看见诗人和散文家的何其芳，于是对从政的何其芳不以为然；要么只能看见从政的何其芳，于是对大家熟知的诗人和散文家的何其芳感到失望。其实，这两个方面不能分割开来看，相反，这两个方面还要结合起来看，这样才能看到一个完整的活生生的何其芳。二是何其芳与毛泽东《讲话》的关系。 职称论文发表网站
　　何其芳亲自参加了延安文艺座谈会，十分理解和信服毛泽东对当时文艺问题的看法；对文艺工作者身上的一些问题，何其芳有着清醒的认识，而且跟随贺龙到前线体验生活，企图从实践上克服文艺工作者脱离实际的毛病。到重庆向进步文艺界宣传《讲话》精神，既是工作需要，但同时也是一个文艺工作者真实的思想经历的自我解剖。有的人只看到何其芳从事的宣传工作，于是认为他缺乏真诚，甚至“唯马首是瞻”；有的人注意到了何其芳文艺思想转变的真诚性质，但没有看到何其芳文艺思想的高度和政治敏锐度，于是把何其芳的转变看成是迫于“形式”或者是糊涂的真诚。三是何其芳与胡风文艺思想的关系。何其芳认为当时国统区中国文艺的主要问题不是作家缺乏“主观战斗精神”的问题，而是“为人民群众尽了多少力，还可能增强多少，如何增强”的问题，也就是一个关于“艺术群众化”的问题。何其芳并没有从根本立场上否定胡风的文艺思想，只是有不同的看法，甚至在坚持五四的文学精神和反对国民党文化专制的根本立场上，他们有许多一致的地方。但有的人把胡风与何其芳完全对立起来，把文艺观的分歧问题夸大成政治思想领域内的根本原则的对立和斗争问题，这就走上了思想极左的路子和犯了宗派主义的错误。有的人出于对何其芳的维护，忽略或回避这个问题，不想把这个问题摆在桌面上谈清楚，这对于正确认识何其芳实际上也是很不利的。以上三个问题最容易被人片面的理解，所以要首先说清楚，这是认识何其芳在重庆时期文艺批评精神的前提。当然，何其芳对国统区黑暗政治、文化专制和反动文人的鲜明的批判态度是人所共知的，所以此不赘述。
　　何其芳在重庆时期的文学批评文章主要有讨论式的论文、书信、剧评，为报章杂志撰写的纪念文章和文艺时评、创作心得等，综观这些文章，在今天看来，除了一些非本人主观所能避免的历史性和体制性的局限而外，我觉得有许多东西是值得我们今天的文艺批评来学习的。一味苛责何其芳在重庆时期的文学成就是不符合历史实际和文学自身规律的，不如从他实际的文学活动中汲取一些对今天的文艺活动切实有用的东西。从文学批评的精神这个角度来看，我觉得何其芳有许多东西值得我们学习。首先是何其芳的文学批评有一股正气。批评文章就是讲道理的文章，文如其人，文章里透出的是一个人的人格品质。“正气”可以说是一种人品的反映。何其芳文学批评的正气，一是来自于他的思想境界的高尚、思想认识的明确。他不有意地去整人、害人，做人做得不亏心。与胡风文艺思想的分歧，在后来发展成为极左政治和主观宗派主义潮流，但在重庆时期的何其芳，却是把这个问题作为在进步文艺界如何推动文艺发展以便更好地服务人民的不同看法来对待的，也就是说在基本原则上，何其芳是肯定胡风的主观愿望是好的，是属于进步的革命的文艺阵营。在《关于现实主义》一文中，针对代表胡风文艺思想的批评家王戎先生的看法，何其芳在政治上肯定说，“王戎先生所指的并不是一般的搏斗和冲激，并不是一般的主观精神与客观事物结合，而是一种特定的，革命的主观精神与客观事物结合。”在同一篇文章里何其芳还说，“是的，必须补充说明，当我稍稍理解了有些朋友所说的客观主义的内容以后，我是一直承认这种说法有着一定的实际的感觉与根据的。即是说，是提出了问题的。”在这里，何其芳是把争论对方当作朋友，认为他们是提出了真正的问题的，不同的是，他们在问题产生的根源和解决的方法上有不同的认识，这样一个范围当然只是属于人民内部的问题，属于文学争鸣的正常现象了。在重庆的文学批评活动中，何其芳并没有完全把自己当作一个文化官员来对待，相反，他一直也是把自己当作一个从事文艺活动的作家来看待的。因此，在一些文学问题上，何其芳甚至提出了一些很有价值的观点。譬如，关于新诗格律化的问题，众所周知，是何其芳50年代提出的著名诗学观念，但就在重庆时期，何其芳实际上已经提出了问题。在《谈写诗》一文中，他说，“中国的新诗我觉得还有一个形式问题尚未解决。从前，我是主张自由诗的。因为那可以最自由地表达我自己所要表达的东西。但是现在，我动摇了。因为我感到今日中国的广大群众还不习惯于这种形式，不大容易接受这种形式。而且自由诗的形式本身也有其弱点，最易流于散文化。恐怕新诗的民族形式还需要建立。”这说明，何其芳的自我认识是清醒的，对文艺问题是看得比较清楚的。此外，关于“主观战斗精神”、“现实主义问题”、“艺术群众化”等的理解，以及对鲁迅的评价，何其芳都有明确的认识，在他的这些认识背后有一个总的思想原则，那就是马列主义的辨证唯物主义思想，马列主义的文艺思想。与今天的文艺批评现状来看，小人太多，认识模糊，庸俗社会学比比皆是，有谁可以向何其芳那样堂堂正正?
　　何其芳的正气还来自于他对文学批评有真感受，有真依据。文学批评来不得架空而谈，来不得随口而出，要讲清任何问题都需要摆事实讲道理，都需要对批评对象有充分的了解，不熟悉情况，确实就没有发言权。何其芳对大后方的文学问题，总是力求弄清楚、准确了才发言，对“客观主义”问题，他说开始的时候没有很好搞清楚对方所指，于是他提出应该用比较准确的、大家都容易懂的表述说明问题，后来，逐渐清楚了对方要表达的意思，于是就及时地给与一定的肯定和必要的补充批评。在对民歌进行评论的时候，何其芳硬是读完了所有鲁艺师生采风的民歌，并和北大周作人他们采风的民歌做了恰切的比较分析，评价很中肯。对剧本的评价，譬如茅盾的《清明前后》、曹禺改编的巴金的《家》、陈白尘的《岁寒图》等，何其芳不仅要看剧本，有的还是油印本，而对于《家》的剧本还不只读一次，同时还要看演出，这样，在评论的时候才有真的感受，依据才充分。对《清明前后》的评价，作者不仅依据了作品中作者给出的社会腐败的事实，而且更进一步用社会当时实际的情况来佐证。对《家》的评价，作者不仅肯定了曹禺有高超的艺术才华，同时也指出了剧本陷于爱情的描写而对青年人对社会的反抗写得不够，由于有真感受、依据充分，何其芳的批评很有说服力。《岁寒图》何其芳看过坊间本、修改本，又到剧院里看过戏剧演出，剧本对社会黑暗的揭露，何其芳感同身受，他说他走出剧院后的心情是沉重的。但由于主人公并没有找到冲破社会黑暗的真正途径，所以，何其芳说这部剧还是缺乏力量。看过剧本和何其芳批评的人知道，他得出的批评结论的依据是充分的。所以，正气的形成是自己要有底气，自己讲的道理有充分的依据，自己立得住就经得起考验。 职称论文发表网站
　　其次是何其芳的文学批评分寸和尺度把握得好。对国民党御用文人及其作品，何其芳给予的是痛击，其立场和态度爱憎非常鲜明。对同一个阵营的文艺工作者，对于不同的观点和看法是摆事实讲道理，充分地耐心地探讨问题。对朋友，不仅相互推心置腹讨论问题，而且细心关注对方的处境和照顾对方的感受。对积极追求进步的文艺青年，总是有问必答，帮助分析他们在文学创作上存在的问题，循循善诱。针对荆有麟的《间谍夫人》，很多人认为那是色情文学，但何其芳却一语戳穿它的本质是“特务文学”；对陈铨的《野玫瑰》，何其芳在批评中也是矛头直指其特务文学的本质。他总括这些作品，是“文艺的堕落”，其批判的锋芒非常犀利。但对于胡风以“主观战斗精神”为核心的文艺思想，何其芳不同意他的一些看法，始终是摆事实讲道理，他从不同的角度在不同的场合用不同的方式多次谈了他的看法，非常耐心，并没有扣帽子、打棍子，正如我们在前文所言，何其芳在基本原则上是肯定胡风他们是进步文艺圈子的人，是革命的。在与好朋友、文艺批评家、美学家吕荧的通信中，何其芳非常关心他的身体，说话很注意语气，讨论问题是推心置腹式的。何其芳有一篇著名论文叫《谈写诗》，实际上这篇文章就是一篇回答文学青年问题的文章。在这篇文章中，何其芳不仅一一回答了文学青年的问题，而且提出了中国新诗民族形式建立的大问题。他对待文学青年是非常认真的，思考问题也力求广而深。不同的批评对象，有不同的情况，用什么样的尺度去批评，把握怎样的分寸，何其芳可以说给我们树立了一个很好的榜样。
　　再次是何其芳的批评态度非常诚恳、真切、公正、平等。对批评对象，何其芳知道多少他就说知道多少，作品怎么读的就说怎么读的，自己身上可能存在的问题也不避讳。譬如，他说对剧本《清明前后》他只看过一次演出，剧本只是草草地读过一遍油印本。这就很诚实，如果放在现在，没有看过剧本的人他可能还要以专家自居呢。就是到了1956年，《关于现实主义》再版，何其芳在序言中说起原来的一些文艺批评时，他还说，“我当时的提法和说明却有一些不妥当的地方，那就是对于文学艺术的特点重视不够，强调不够。”鲫这是何等诚恳和真切。在批评的态度上，何其芳从不以一个文艺领导自居，就是对待读者和求教的文学青年，他也是用公正、平等的态度谈问题，不象现在的批评家，动不动就一副居高临下、高高在上、真理在握的架子。在与吕荧的通信中，回信晚了，何其芳都要解释一下原因。给文学青年谈问题，语气就象朋友一样。这些看起来是文学批评中的细节问题，但这些细节，是可以看出文学批评家的人品，可以看出文学批评的风气。甚至可以看出社会风气的优与劣来的。
　　回想在重庆时期的何其芳，我真是感慨万千。我们说过去的何其芳，是希望今天的文学批评界能够再次拥有他的那种文艺批评精神。批评精神是文艺批评的灵魂，如果没有了灵魂，我们能够指望有优秀的文艺批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