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张爱玲的乱世创伤及其对文学创作的影响

论文关键词：张爱玲　乱世　战争体验　精神惶恐
　　论文摘要：文章根据“刺激一回应”的理论模式，解析张爱玲的乱世创伤的缘由，以及这一乱世创伤对作家文学创作的具体影响与表现。认为张爱玲的文学作品弥漫着郁郁苍苍的乱世之感，这种乱世之感主要来自于作家切实的战争体验所带来的巨大的心理刺激和精神创伤，张爱玲的文学创作某种程度上正是这一创伤记忆的展现。具体表现在：一是两种截然迥异的文学风格即沉重与闲适；二是通过对婚姻和家的渴求的热衷，刻画市民阶层的精神惶恐。
　　张爱玲研究自1980年代以来，跃变为中国现当代文学领域里的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张爱玲是一位天才式作家，这样的评价不算是过誉，因为她对人性阴暗面的暴露，女性婚恋的关注，人物悲剧性命运的安排，语言的华丽优美，意象的精心构造，传统与现代的融合等等，所有这些都充分显示了她卓尔不凡的文学能力，令人赞叹不已。众所周知，张爱玲的文学创作主要发生在1940年代。对于生活在日伪占领的上海且不知革命为何物的张爱玲来说，她的文学创作没有纷飞的战火，没有愤怒的呼号，这是显而易见的，倘如为此横加指责，既是多余也没必要。但我们不能据此判断张爱玲是一个纯粹的“为艺术而艺术”的作家，是一个“躲进小楼成一统，管他冬夏与春秋”的城市隐者，她对1940年代的战乱现实是充耳不闻的。因为张爱玲毕竟生活在那个年代，她不能摆脱也无法超越，更何况作家切切实实地经历过一次战争的体验，这次战争体验深深烙印在她的心胸里无法忘怀，并通过文学的形式予以展现和描述，故而字里行间仍然能够闻到一股没有战火的硝烟味，而这一硝烟味源自于自己的乱世创伤及其文学呈现。
    一、乱世之感与乱世创伤
    张爱玲对“乱世”这一字眼似乎格外地偏爱，频繁地出现在她的文章中。比如“乱世佳人”，“乱世里的盛世的人”，“越是乱世，个性越是突出”，“我想着:‘这就是乱世”’，仁’〕“现在的人起的都是下流的念头，只顾一时，这就是乱世”，“乱世里的人，得过且过，没有真的家。张对“乱世”字眼的偏爱，从她文章《我看苏青》结尾处的一段文字可以知道其中的原委:“我一个人在黄昏的阳台上，骤然看到远处的一个高楼，边缘上阿着一大块胭脂红，还当是玻璃上的反光，再一看，却是元宵的月亮，红红地升起来了。我想着，‘这就是乱世’……我想到很多人的命运，连我自己在内的，有一种郁郁苍苍的身世之感。‘身世之感’普通总是自伤自怜的意思罢……将来的平安，来到的时候已经不是我们的了，我们只能个人就近求自己的平安……”我们知道，这篇文章发表在1944年，此时的张爱玲仍然是上海滩最走红的作家，可是面对“元宵的月亮”陷人了自伤自怜的“身世之感”的哀叹里，希望“就近求得自己的平安”，因为“将来的平安”不属于她自己，表现出对未来的怅惘不安和精神的惶恐以及无可奈何的感受。
    由此可见，张爱玲本人是有乱世之感的而且还相当强烈。所谓“乱世之感”，根据张爱玲的理解，是指生活在“乱世”里的人们，没有家的归属感，只能一时，在人生无常生命短暂的无限感叹中得过且过地度完生命的尽头。或者进一步地说，战争导致了个人命运的幻灭感，在动荡不定的时代里找不到“真的家”，“将来的平安”又不属于自己所表现出的那种无所阪依的漂泊感和现实生存的焦虑感，以及对人生稳定感的无比渴慕。
    作家的这种“乱世之感”来自于她的乱世创伤和记忆。从远因来看，张爱玲生活在“乱世”时代，曾一度风光的家族受战乱的冲击而日渐衰落破败;从近因来看，她的人生走向因战争的发生而切切实实地改变。1939年夏，张爱玲在英国伦敦大学远东区的人学考试中，取得了第一名的优异成绩，可是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留学欧洲的梦想随之夭折。尤其是1941年12月，她在香港大学的求学却因日军侵占香港而被迫中断，此后为了谋生讨活，走上了文学之路，成为职业作家。更为重要的是，香港战事发生在她求学期间，先是参加了防空员，后充当看护，目睹了香港沦为一片废墟，切身感受到生死无常的虚空。就张个人而言，这场突如其来的变故，给她带来了巨大的心理刺激和精神创伤，诚如她本人所说“战时香港的所见所闻”“对于我有切身的，强烈的影响”。这种战争记忆的创伤影响如同巨大的魅影蛊惑着张爱玲，无法驱散无法挣脱。
　　二、两种艺术风格：沉重与闲适
　　香港战事对张爱玲的精神世界的影响是巨大的，它让作家体验到战争的残酷景象，体验到人的生死的无常和虚幻，体验到人生的安稳何其脆弱。在社会的大变动里，在灾难面前，所有的一切都失去了确定性，一切变得不安全了，个人世界的安稳难以守护。诚如张爱玲在回忆那段围城经历的感受：“……什么都是模糊的，瑟缩，靠不住。回不了家，等回去了，家也许已经不存在了。房子可以毁掉，钱转眼可以成废纸，人可以死，自己更是朝不保暮……无牵无挂的空虚与绝望……”"在她看来，这个世界已变得混乱不堪，不可理喻了，谁也不知道“什么是因，什么是果?”人生的稳定感和安全感像是稀有的珍贵的物品，变得遥不可及了，人生的不确定性和命运的偶然性，愈发显眼，愈发不可捉摸把握。在“乱世”里，个人的力量是苍白的、渺小的，犹如漂浮在惊涛骇浪的一叶小舟，无法主导自己的航向，等待他们的，或是毁灭，如郑川嫦的病死(《花凋》)，罗杰·安白登的自杀(《沉香屑·第二炉香》)；或是落到一个比原先更不堪的境地，如葛薇龙(《沉香屑·第一炉香》)。在现实面前一步步退缩，由想念书到想嫁人，由想找一个理想的伴侣到抓住乔其乔这个可能的机会，由想结婚到情愿只做情人，由情人到发现乔其乔的不忠后仍然嫁给他，直至死了心为梁太太弄人，为乔其乔弄钱。曹七巧(《金锁记》)受金钱的“异化”，由一双雪白手腕、胳膊滚圆的姑娘变成一个骨瘦如柴的恶魔。顾曼桢(《十八春》)、殷家茵(《多少恨》)他们的爱情因为亲人的密谋或作梗而破灭，令人唏嘘不已。在张爱玲笔下的女性人物中，有好结局的不多，自流苏(《倾城之恋》)就是其中的一个。倘如没有战事的发生，等待自流苏的唯有做“情妇”这条路，然而，香港的陷落，无意地、及时地成全了她，结了婚，如愿以偿地升级为“范夫人”。这些人物的结局，都出乎他们意料之外。在巨大的现实灾难的冲击下，他们的主体意识被击得粉碎，挣扎既然是徒劳的，不如索性苟且地生活。他们的人生观是灰色的、悲剧的，充分显露出张爱玲悲剧的人生观。诚如美国学者所指出的：张爱玲的人生观是悲剧的，是个“彻底的悲观主义者”。

　　既然人生是悲观的、虚幻的，张爱玲由此生发出一种生命短促，时不我待的急切和焦虑。“出名要趁早呀!来得太晚的话，快乐也不那么痛快……快，快，迟了来不及，来不及了!”“个人即使等得及，时代是仓促的，已经在破坏中，还有更大的破坏要来。有一天我们的文明，不论是升华还是浮华，都要成为过去。”叫张爱玲觉得自己的人生有一种来自时代的“惘惘的威胁”，故而不断地发出“长的是磨难，短的是人生”¨的感叹。张爱玲已敏锐地感觉到她只属于日伪占领上海的时代，不属于将来。她清醒地认识到，日本的战败并不意味着“乱世”的结束，能过上静好、安稳的日子，反而预示着自己时代的结束。她的时代因日本的侵略得以仓促出现，也因日本的战败而告终，所以是短暂的。既然时代是仓促的、短暂的，将来又不属于自己，属于自己的只有现在，于是张爱玲像大多数古代文人一样，也时常有“人生如梦，譬如朝露”的感叹，所不同的是，张爱玲并不醉酒当歌，愤世嫉俗，而是以喜悦的心情细细品味现实的人生，在世俗世界里寻找生活的乐趣。饮食、衣服、电影、音乐、绘画、宗教等等，无不成为她喜爱的话题，叙述的从容不迫，话语的亲切柔和，让我们感觉到这位年轻的女作家对世俗生活的向往和眷念。
　　由此可以推断，张爱玲的人生态度虽悲观，但并不厌世。就整体而言，张爱玲的文学创作明显受到这一见解的影响，呈现出两种截然不同的艺术风格：一种是用“传奇”的形式讲述着一个个毁灭或沉沦的故事，表现了作家的悲剧的人生观；另一种是面对灾变、苦难，张爱玲没有陷入绝望的泥沼地里，而是沉浸在“私语”的个人世界里，往往从个人的生活中寻得世俗乐趣，借此忘却或逃避现实的沉重。前者蕴含着沉重的批判意识。《传奇》里的小说，作家大多持冷眼旁观的眼光，直视残酷的人生，无情地揭示和鞭挞人性的丑的魂灵，产生一种血淋淋的心灵震撼，和沉重的压抑感。后者表现了超然的世俗人生。《流言》里的散文，大多叙述的是个人世界的日常生活的所闻所感，笔调变得温情平和，散发出浓浓的轻松和超然的气味。这两种人生的参差对照，显示了张爱玲对乱世创伤的深刻理解，提升了自己的文学创作的高度。
　三、市民阶层的精神惶恐
　　我们知道，几千年的中国文学出现过一大批表现或描述战乱的优秀作品。如杜甫的“三吏”“三别”真实地再现“安史之乱”所带来的社会苦难；宋末元初词人蒋捷的《虞美人·听雨》，抒写的是超越个人的流离之感；《三国演义》《水浒传》讲的是英雄救世的故事；老舍的《四世同堂》、路翎的《财主的儿女们》是抗战题材……所有这些作品无不具有一种感时忧国的崇高精神和责任意识。而这种崇高感和责任意识在张爱玲作品里是没有的，有的只是悲天悯人地关注乱世时代里小人物的命运，揭示他们的精神惶恐，即动荡不安的乱世对人的心理和行为的规约。诚如陈思和评述的那样：“她不是直接描写都市市民的生活细节，而是抓住了社会变动给一部分市民阶层的精神惶恐；提升出一个时代的特征：乱世。那些乱世男女的故事，深深打动了都市动荡环境下的市民们。”
　　不知是巧合还是刻意地安排，张爱玲的一些小说的篇名恰好地呈现出生活在乱世的市民精神惶恐的三个阶段：即“倾城”一“封锁”一“等待”。首先是“倾城”时期，虚无感迅速地蔓延，“整个世界黑了下来”，“钱财，地产，天长地久的一切，全部不可靠了”，靠得住只有活着的“这口气”和婚姻。]接下来的就是“封锁”时期，在这段被“切断”的时间与空间里，上海的市民们尽做些“不近情理的梦”¨以消磨时日。不过，他们的心里仍然怀有期盼，期盼时局平定，女人们等待男人回来，这就是“等待”时期。然而人们的生命却在等待中“自顾自地走过去了。”他们只顾及眼前的生活和平安，对过去既不沉湎，对将来也不作太高的希求，不作挣扎反抗的努力，只是希望自己活着就好，真实表现了生活在殖民地里的相当一部分人苟活不抗争的集体意识，有一定的代表性和厚实感。
　　海德格尔说人的本质是生存。尤其在兵荒马乱的年代里，这一问题显得更为突出。张爱玲本人1942年后半年返回上海，尽管寄宿在姑妈的公寓里，但如何生存的问题紧要地摆在她的面前，为此最终走上了卖文为生的生涯。正是基于这样的生活体验，张爱玲特别关注生活在乱世时代里的女性尤其是年轻女性的生存问题。在作家看来，一个年轻女子，总免不了走结婚嫁人的道路，尤其是那些没有职业的女性，结婚成为她们维持生存、寻求安稳的最佳选择。特别是在乱世时代，活着的人觉得唯有婚姻是踏实的，视为救命稻草紧抓不放，因而结婚的人非常多。“女人一辈子讲的是男人，念的是男人，怨的是男人，永远永远。”¨就是说，一个女人的一生，就是婚姻以及如何经营的问题。基于这样的认识，张爱玲可谓对婚恋题材情有独钟，觉得它“一辈子写不完”。不论早期的“传奇”小说，还是后来的《多少恨》《十八春》《小艾》等，她的小说篇篇都是婚姻爱情题材，充分显示了作家对这一题材的偏爱和执着。对于婚恋题材的表现，张爱玲明显地迥异于五四时期的笔法。如果说五四文学强调的是爱情，强调个性解放，强调反抗，那么张爱玲则专注于婚姻，专注于女子的生存。不过，对于婚姻是不是一定带来人生的安稳，张爱玲是持怀疑的看法。如葛薇龙不惜出卖色相，为姑姑弄人，为丈夫弄钱，可她知道一旦自己年老色衰，等待的将是被抛弃的下场；姜家二少奶奶曹七巧，与其说嫁的是患骨症的残疾人，不如说是金钱，结果换来的就是疯癫的命运；阿小悲的是男人挣的钱养活不了自己，只好出来辛勤劳碌做女佣，觉得自己结不结婚一个样。
　　个人的力量是渺小的，在强大的命运面前，有一种被抛起来的失重感，一种无家可归的、漂泊不定的流浪感和无根感，所以，张爱玲笔下的女性总有一种对家的渴望，因为家能够提供生存的庇护和安全的稳定感，从这个意义上说，对婚姻的渴望就是对家的依赖和寻求。就张爱玲本人而言，从父亲家逃离出来后，一直在公寓安身栖息。尽管公寓被作家认为是“最理想的逃世的地方”，但毕竟不是真的家，它只是作家暂时的栖息地。张爱玲内心里始终渴望有一个家，一个能安顿灵魂的住所。张爱玲与胡兰成的婚书上的“愿岁月静好，现实安稳”九个字，把张爱玲对婚姻的期望和家的企求的内心世界和盘托出来了。作家小说里的女性人物也是如此。葛薇龙因父亲返回上海，孤身一人被抛在香港，于是不得已走进姑妈那座“有点像古代的皇陵”的大公宅，最终甘心与没钱又不爱她的纨绔子弟乔其乔结婚，才获得长久的居住权。白流苏离开夫家后寄养在娘家白公馆，在哥嫂的催逼下适时抓住范柳原，借助于一场突如其来的战事，实现了从A公馆到“范夫人”的转变。许小寒的“恋父”，与其说是一种精神乱伦，不如说是恋家而不得的悲剧。她的同学段绫卿之所以愿与许小寒的父亲同居，不仅是出于恋父情结的需要，更为现实的目的是换取人生的安稳。殷家茵到上海谋生，当上了家庭教师，与学生的父亲张宗豫发生了恋情，却因外界的干扰而夭折。对乱世环境里女性的精神惶恐的表现，充分表达了人们对精神温暖和人生的稳定的渴求。由于着力开掘人物的心灵世界，描绘他们的精神世相，故而她的小说蕴涵着一股浓烈的历史沧桑感。美国学者夏志清说：“读张的小说有一种苍凉的意味。‘苍凉’、‘凄凉’是她爱用的字眼。”此评可谓一语中的。
　　张爱玲由于着重揭示人们的精神惶恐，由此相关的问题就是对战乱的淡化处理，往往三言两语予以点出，或者作为故事发生的背景。比如《沉香屑·第一炉香》《茉莉香片》，写逃难的上海人在香港的一段“传奇”；《金锁记》的故事是在姜公馆避兵到上海揭开的；《封锁》将一个调情的“插曲”因“封锁”而上演，因解禁而结束。《倾城之恋》写自流苏因“倾城”如愿与范柳原结婚。尽管1950年代初写的《十八春》《小艾》对战争的描述有所增加，更多是出于作家自保的策略，是一种权宜之计的调适，不论艺术创造还是实际效果，既不成功也不理想。对战争的淡化处理，一方面契合作家主题表达的需要，也不排除出于现实环境的考虑所采取的一种保护策略，更为重要的是，显示了张爱玲对战争的体验仅仅停留在个人体验的层面上，而没有认识到它实质是整个民族的苦难体验。就战争而言，个人的体验与整个民族的体验是相通的。如果张爱玲能意识到这一点，她的文学创作将会出现一个什么样的局面，真的难以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