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个世纪80年代.随着西方女性主义理论的传人,我国的女性主义文学创作与批评开始真正意义上“浮出历史地表”.到了90年代.两者共同创造出了空前繁盛的文学景象。然而作为21世纪中国女性文学批评的主流,西方女性主义批评在中国语境中逐渐显露出一些问题与局限,造成当代女性文学批评与研究的困境。
一、传统境遇下的历史困境 法学论文发表
母系社会之后的历史,毋庸赘言是男性的历史,在漫长的封建社会.“妇女始终是一个受强制的、被统治的性别”…,她无处言说,也无人倾听,更无人评说,她是灿烂的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缺席者,女性作为一个性别群体在封建社会中只是被抹杀与被掩盖的对象。她们“势必生于黑暗、隐秘、暗哑的世界.生存于古代历史的盲点。”在同样的历史境遇中.西方为反抗菲勒斯中心的压迫进行了两次大规模的女权主义运动浪潮,使女性主义发展和成熟起来,同时它也是西方人权运动的一个分支.它是在西方人文思潮的发展中所派生出来的,它完成了从人的自觉到女性的自觉,从人的解放到女性的解放,所以西方的女性主义是合乎历史发展规律的产物。而中国的女性解放总是同各时期的社会问题和革命目标相联系,妇女的求解放、求独立、求自由、求平等诸意识始终同被压迫的阶级意识、革命意识交融在一起。
民族解放和阶级斗争是女性解放和性别问题的大前提。中国从封建社会直接过渡到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又承受着落后就要挨打。受人侵略和民族兴亡的巨大压力。随后又处于反抗阶级压迫的动荡的社会变革之中.也就是说女性的自由与权力问题是男性也没有解决的,整个民族都没有独立的人权.又何谈女性呢?解放后,虽然民族独立的问题解决了.但中国一直倡导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认为阶级是超越性别的,“时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样”,阶级的解放又成为了妇女解放的必要前提.因此妇女问题还是被阶级的问题所覆盖。到了90年代,世界妇女大会在北京的召开为中国的女性问题提供了新的契机,也掀起了女性文学创作与研究的浪潮.但这次女性热潮仍不以解放为目的,基本不触及体制。而是以文化的启蒙和研究为特征,主要表现为学术界对西方女性主义思潮的介绍。可以说在中国从来没有一个独立的妇女解放运动,它缺少像西方女权运动那样的一个历史契机,或者说是政治契机。它缺少一个把女性问题相对充分展开的时间和空间,它与中国的妇女生活实况是基本脱节的。刘思谦在《“娜拉言说”——中国现代女作家心路纪程》一书中就说:“我国有史以来从未发生过自发的、独立的妇女解放运动。妇女的解放从来都是从属于民族的、阶级的、文化的社会革命运动。”所以无论我们是否承认,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无论在过去还是今天。始终都游离于“主流批评”之外,套用西蒙·波伏娃的《第二性》,我们或许可以形容女性文学批评为“第二批评”。因为它始终只是西方的舶来品。历史缺失的困境是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大背景。
二、西方霸权下的理论困境 法学论文发表
由于西方的女性主义文学理论经过长时间的建构,系统性强。覆盖面广。发展的比较成熟,而中国的女性文学研究一直就缺少产生女性主义文学理论的背景和土壤,所以她从西方获得的女性主义文学的体系、概念,几乎是关于这门学科的全部内容。不止女性文学批评,20世纪的中国文学理论的发展都与西方的文学理论相联系。刘若愚在其著作《中国文学理论》中说:“除了那些纯粹由传统批评家所主张的理论之外,我将不涉及20世纪中国理论.因为20世纪的中国理论受西方影响的主宰,不是浪漫主义、象征主义.就是马克思主义。20世纪的中国理论与具有独立批评思想的传统中国理论没有相同的价值和兴趣。”随着中国社会向西方的全面开放与学习。西方理论进入中国也成为了一种文化的必然。到了20世纪末.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一些理论话语已经为中国女性文学研究者所运用到文学研究中,出现了大量的研究论文,在这些文章中充满了缄默、缺席、疏离、身体写作等女性主义的经典专用术语,用女性主义批评者陈晓兰的话来说:“对于今天从事妇女文学研究和教学的人来说,如果不懂得西方女性主义批评.或者不从西方女性主义批评的角度和立场来对待她(他)的研究、解说对象,那就意味着落后、缺乏新意、传统或者不够深刻。所以在论文或论著的前面,以西方某位女性主义批评家的观点、名言为开场白,或者概述西方女性主义批评理论的要义,似乎成了中国许多女性主义写作必不可免的一环。”
批评界出现这种现象是有一定的原因的,中国本土没有产生女性主义文学理论,只能全盘吸收西方女性主义现成的批评理论。但是中国的女性主义批评在短短的几年中便接受了西方几十年发展经历的成果,实际上是很难消化的。一方面,对西方女性主义理论的译介至今仍缺乏完整性。除了《第二性》、《一间自己的房间》、《女性的奥秘》、《性政治》、《女太监》等几部经典之作有完整的译介,其它大多都是摘要,或文选,完整的译著较少,系统的介绍更为缺乏。所以我国对西方女性主义批评的完整理论尚未全面认识。就难以在此基础上有新的发展和建树。另一方面,我国对西方女性主义批评理论生搬硬套的现象也比较明显.无论它是否适合于我国的国情。对很多不很恰当的文学现象也加以分析套用,还有很多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基本上是用西方的理论在寻找中国文学中可以对应的文本例子,结果只是为西方的理论增加例证,对本土理论没有实质性的突破。我国在女性文学理论方面缺少建设性和创造性.完全没有形成自己的理论结构体系。
更为堪忧的是。中国女性主义文学理论的本土缺乏正好迎合了西方霸权话语的入侵。“李小江认为.西方女性主义自以为放之四海而皆准,实际上是一种霸权话语,中国的女性问题一旦被西方女性主义化就成为被西方文化整合的一部分。而中国女性主义的发展并不是为西方女性主义发展提供理论依据和操作经验的。因此我们必须觉悟到,当代中国文化困境。和其他第三世界国家和地区一样,在进入现代化、走向世界的过程中。种族的遭遇和女性的性别遭遇同西方世界巨大的经济和文化渗透的遭遇是一样的。”她说:“就像我们女人要对过去男性中心社会所有的价值观念进行检验一样,对西方的东西我们也要检验。女权主义对男性的东西处处留心审查,总持批判和怀疑的态度,与我们对西方的态度相似。”因此,对西方的女性主义理论我们应该取其精华,谨慎的借鉴和使用,更要勇于质疑,得到启发,提出自己独特的本土化性别文化视阈.建立起从我国女性创作和女性生活实际出发的符合中国国情的女性主义批评理论体系与框架,摆脱在理论上的困境。三、女权意识下的社会困境
这个问题主要体现在中国社会中对于“女性主义者”的认同尴尬上。 法学论文发表
女性主义理论虽为中国许多批评者及作家在批评创作上广泛使用.但很少有人对自己是否认同女性主义作出明确的表态,除了极个别的批评家,如戴锦华公然宣称自已是个女性主义者,大多数批评家虽然是进行着女性主义的研究,但却不肯承认自己是女性主义者。就连女性主义研究领域旗帜性的人物李小江,也不止一次的声明自己不是女性主义者,她在2000年出版的访谈集《女性?主义——文化冲突与身份认同》,设问的就是一个身份、立场的命题的取舍和认同问题。不愿承认自己是女性主义者,是全世界多数人的选择。也是不招致非议更安全的做法,可是作为中国女性主义批评的领军人物,李小江的声明却让很多人失望并无法理解。甚至大多数的女作家,也对女性主义不予认同.最为突出的是被女性主义批评者视为女性主义创作典型的陈染公然宣称自己的写作是“超性别写作”,明显地针对加于她的“性别写作”评价。林白也称,她的写作不是从女性性别出发的,她没有强烈的使命感。
是什么原因造成了社会对于女性主义者认同的困境呢?美国理论家贝尔胡克斯曾在《女权主义理论:从边缘到中心》中谈到美国社会对“女权主义者”称号的反感,“说自己是一个女权主义者.通常被限制在事先预定好的身份、角色或者行动之中,而这种身份角色或行为在人们的常规判断中,往往等同于同性恋者,激进政治运动者、种族主义者等。”而在中国.女性主义者也给人一种仇视男人、强硬、激进、男性化的感觉,甚至有可能还会被误认为是同性恋者。大多数人都容易将女权主义看做一种对于性别的偏见.害怕遭到社会的非议和不理解,甚至歧视。其实,女性主义之所以让社会对其形成这样一种印象。也是有原因的.有些女性批评者对于性别近乎过敏的关切将女性主义理论完全归结为对性别歧视和男性压迫的批判和控诉.将与男性的对抗和斗争视为获得解放的唯一手段,认为女性的一切都是美好的,不懂得自省和自我批判。张抗抗在接受访谈时曾经说:“女作家为什么不愿承认自己是女权主义,其实深层原因是怀着一种恐惧感,对于矫枉过正的极端女权主义带给我们的伤害确实很害怕。”“女性主义将性别立场强调的太极端了,实际上是将我们封闭起来。一天到晚想女性意识。用女性主义标尺去鉴别一切的问题。”
当然这些只是小部分女性主义者的做法以致造成了社会和人们对于女性主义认识的一个误区。偏离了社会主流的中心。因此,中国女性主义批评者应该端正态度。走出误区,不断自省,发挥出女性主义的积极作用,将女性主义作为一种基本立场。将它视为在一切社会阶层与一切民族中存在的全球性的女性谋求进步、解放的意识和行动.从而达到真正意义上的女性主义,消除社会的偏见。
四、性别视野下的创作困境
在20世纪90年代,中国最为普遍的女性文学主题是私人化写作与身体写作,它来源于法国女性主义批评家埃莱娜西苏创立的“女性写作”理论,她的“写你自己,必须让人们听到你的身体”,…成为那时期女性写作的至理名言。
女性主义批评者们十分认同这种充满女性意识的写作方式。认为“她们的作品中确确实实有和男人不一样的东西有一些不同于男人的话语方式,比如情感世界、心灵世界感受方式……”然而有些批评家却将性别写作泛化和绝对化了.她们强调每一种写作、阅读和批评都必须联想到性别,女作家必须自觉的运用女性意识,性别立场去写作,甚至要求作品必须写女性的独特经历与体验,女人一定要用女性的视角对传统价值观念保持警惕。对男性至上的东西进行批判。“把很多个体生命和那种日常生活的价值观念突现出来,对传统的宏大叙事产生颠覆作用,是更加深刻的。张抗抗对此提出了疑问:“那女人为什么要把自己定位在一种很细碎、很细微、很局部的一个写法上呢?”“没有谁去定位.因为她的生活就是这样。”女性主义批评家这样回答。
由此可见虽然身体写作作为女性主义文学创作的典型,有其重大的积极意义,它发出了女性自己的声音。用女性独特的话语表达女性意识,破坏男性话语和男性文化,进而颠覆男性中心。然而,如果将女性写作定义为以女性意识覆盖女作家关注人生的全部目光。就是对本来就不宽广的女性生活空间与想象空间的进一步限制。实际上不是所有女性作家的作品都适用于女性主义批评标准的,即使带着女性意识去写作,它的文本意识也不会仅仅局限于女性主义意义。针对女性主义这样的局限,许多女作家都提出了抗议。张抗抗说:“女性叙事角度,女性话语。完全女性化的文本,建立起一个女性的文学世界。但这里随之产生另一个问题:女人也同时把自己限制在了女人的天地中,把一个原本共同的世界拱手相让了。这又作何解释?”“女性既然会对自身进行思考,那么她也要关注自然,关注社会。关注人类。不要用女性的眼光把自己局限了”,“我实在不大赞成那些女性批评家,好像不那样去写女性文学。就不是好的作家.甚至有愧于女作家的身份。不跟她们一样,就是不好,我觉着这种评论方法很机械,有划地为牢之感。”毕淑敏也说:“如果是女作家,就不能去写整个人类的生存发展.那种致命的挑战,包括哲学和思考,如果你写这些,他们就会认为这是女作家中性化——实际上我倒觉着这恰好是评论界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女性应该是怎么样?只是写女人的那些很小的东西,那些私语,那些身边的事情,就是女作家的典范?我觉得这是剥夺一个女作家对这种重大问题的发言的权力。”可见,女作家们完全无法认同那种带有偏见的性别批评标准。的确是这样,如果所有的女作家真的都将自己的刨作仅限于狭窄的位于男性中心的角落位置。放弃了与男性共同拥有和创造的整个世界,与反抗男性中心的主旨相悖离,那么这种自甘边缘的思想状态,才是女性主义批评者们所应该真正反思的。 法学论文发表
然而。无论是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还是其他的任何一种批评方法。在其发展和完善的过程中都会不断的发现新的问题,产生新的思路,所以有争议和误区正是其不断走向成熟的必经之路,只要女性作家和批评家们能够保持清醒的头脑和自省意识,做到与时俱进,正视困境,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前景还是非常乐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