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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22年7月21日 09:26
上海交通大学
摘 要：诗经属于可唱的“歌诗”是《诗经》学上众所周知的共识，但并没有人认定《大雅》的仪式乐歌性质。基于对《大雅》歌唱形式研究的空缺，黄松毅博士根据诗经所产生的实际情况，首次运用艺术生产的理论对其进行考察，从“仪式乐歌”的角度揭示了《大雅》的整体风貌，进而揭示了其独特的艺术成就。
关键词：《诗经》；《毛诗楚辞考》；《仪式与歌诗：诗经大雅研究》；《大雅》
在中国古代各种形式的艺术形式中，歌诗是一个重要的分类，它们是可以歌唱的诗，是诗与乐相结合的特殊艺术。
诗经作为中国古代歌诗艺术的一个代表，同样是在其歌唱的土壤中成长起来的。然而在它逐渐经典化的过程中，歌与乐消失了，只剩下了退化后凝固的文本。
与纯粹的书面文学作品不同，歌诗是用于演唱的作品，因此口头歌唱时歌诗的一个显著特征。但也正因如此，这种特征在早期的流传中凸显了其优势。秦朝的焚书坑儒是中国文学上的一大灾难，但是诗经恢复其原有面貌较之书经来的更为早，就是因为书经的生命依附于竹帛，而诗经的生命则存在于口口相传。”三百五篇遭秦而全者，以其讽诵，不独在竹帛故也。”正是诗经的这一特点，使得我们有机会一窥周朝奇异的社会风貌，人间百态。
在《诗经》学上，对于《大雅》的解读，多从政治文化意义上进行阐述，基于对《大雅》歌唱形式研究的空缺，黄松毅博士根据诗经所产生的实际情况，首次运用艺术生产的理论对其进行考察，从“仪式乐歌”的角度揭示了《大雅》
的整体风貌，进而揭示了其独特的艺术成就。
作者认为，《大雅》是仪式乐歌，从本质上讲它是一种诗乐舞相结合的综合艺术，它的艺术形式与仪式歌唱有着密切联系，因而它在艺术上取得的成就及其特征，也只有建立在仪式乐歌的基础上才能看出来。
一、颂祖德歌诗
颂祖德歌诗在抒情方式上，《大雅》中的显著特征是诗歌具有一定的叙事成分，特别在被称为“史诗”的五首作品，常常被认为是早期叙事诗的典范。此外，颂祖德歌诗并非单纯的叙事诗，它是以颂美为主，颂美与叙事相结合的作品。
这是由于在祭祀仪式上有“道古”的需要，使得诗歌仍保留早期仪式中唱诵史歌的功能，但由于主要目的是为了颂美祭祀的祖先，所以叙事服务于颂美。
颂祖德歌诗片段叙事的形成是首先由于受其仪式目的的影响所致。首先，颂祖德歌诗是祭祀中一个片段的组成部分，祭祀的目的影响叙事内容的选择。例如《生民》中对后幾故事的叙述，由于受制于诗歌所具有的仪式功能，是有选择性的，所以其叙事并不完整。其次，仪式功能而言首要目的不是叙事而是颂德。此外叙事同时服务于颂美情感的抒发，片段叙事有助于激发听众的感情。
颂祖德歌诗的叙事技巧同样富有特色。首先，颂祖德歌诗的片段叙事作为诗歌的主要结构方式，由于不同场景的叙述是围绕着仪式颂美的需要，因而场景段落之间有着内在的逻辑联系。其次，颂祖德歌诗的片段叙事使其重视对某些场景进行细致刻画，同时口头传诵对此也会产生影响。例如《生民》由于是口头传诵，需要观众用耳朵去感受艺术效果，铺排的手法和重言的连续使用成为其主要特点。另外，由于是片段叙事，为了吸引听众，借助场景描写，重点刻画，才能给听众以深刻印象。这一特点对后世产生了较大影响，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赋”的手法。
在语言结构上，颂祖德歌诗往往在一首诗里歌颂到多个人物，所以较之一般的颂美诗，颂祖德歌诗往往会引起对颂美对象的争议。多个颂美对象，是由于周人认为继承祖先之德，才能使家族延绵兴旺，故而要颂美多个祖先。但是虽然颂美对象以世系排列，往往具有群体特征，但往往分量会有所减轻，都有一个主要赞美对象，这个对象就是祭祀的对象。
《大雅》的诗歌体式别具一格。首先，受仪式功能的影响，颂祖德歌诗主要以述赞体为主。其次受其歌唱方式影响，颂祖德歌诗呈现诗体和歌体相结合的形式。由于和歌乐相配，诗歌的节奏主要不是通过押韵来实现，而是通过章节，字词重和顶真的手段达到。关于这一点，儿岛献吉郎认为唐代惯用的押韵手法在诗经中以有所开端，并且大量运用。
二、颂时王歌诗
受仪式功能限制，颂时王歌诗以直接的抒情方式作为其主要的表达方式。颂时王歌诗是祭祀后各种活动中演唱的作品，它的一个重要仪式功能是为主祭者祈福，同时表达欢乐的氛围这导致抒情方式以祝颂为主。此外，颂时王歌诗篇幅短小精悍，使用重章复沓的手法，有着套语式的祝福之辞。
三、美刺时政歌诗
美刺时政歌诗在其创作之初，就是摆脱仪式限制，而更多的出于公卿列士个人的吟咏。它们通过献诗的方式，被收入朝廷，由乐官配乐，成为仪式乐歌。虽然同为仪式乐歌，这两类乐歌的功能还是有所差别的。首先诗经时代，从起创作到传播，主要仍是以口头形式为主，所以美刺时政歌诗也具有口头歌唱的特点。表现为：诗歌中存在一定的套语，出现复叠的形式。
此外，美刺时政歌诗虽然入乐，但在其诗创作过程中，并不考虑配乐的需要，而是在制作出来后配乐演唱，故其文辞意义更多的受到重视，也更具独立性。
当然，诗经中的歌诗，除了作为仪式乐歌发挥着其仪式作用和艺术作用外，还有着更多重要意义。《毛诗楚辞考》
在第五章诗之功用中提及，诗经在当时意义不仅在于简单的音乐舞蹈的辅助，孔子认为，“不学诗，无以言。”又云，“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而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这道破了诗在当时的社交的，伦理的及博物的效果了。诗在当时有七种功效：一，言志，抒发自己的感情；二，文学的政治化，使统治者得以体察民情；三，文学的音乐化，由采诗之官搜集音乐，继而编曲；四，文学的行政化，传达政令；五，文学的外交化，朝聘宴请时赋诗以见志；六，文学的伦理化，规定伦理道德；七，文学的博物化，显示博物学上的知识。儿岛献吉郎认为，诗的功用与其说是在于单纯的仪式或是动天地感鬼神，它还有着更复杂的意义：叙人情，感人心，厚人伦。所言极是。在《大雅》中，这些作用有着反反复复的体现，这对于理解《诗经》，有着重要的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