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相对主义在当前的诸种面相及其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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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化相对主义的文化观是一种自足论的文化观，它对文化的相对性、特殊性、多元性的坚持正是建立在此种文化观的基础之上的。
    就其价值论的出发点而言，文化相对主义是一种文化决定论的价值多元论，在这种决定论下，人不过是文化这一自行运转的庞大机械装置的“齿轮与螺丝钉”而已。
    文化相对主义①，是一种以强调文化的认知差异性与文化间的价值不可比性为核心的理论主张。它兴起于19世纪末的西方人类学界，此后迅速扩展到哲学、历史学、社会学等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回顾中国学术史，文化相对主义也像一个幽灵，隐现于中国学术从传统到现代转型的艰难历程之中。尽管很少有论者直接打出“文化相对主义”的旗号，但从“中体西用论”到“本位文化论”，从“国粹派”到“新儒家”，背后总能隐约见到“文化相对主义”摇曳晃动的魅影。近些年来文化相对主义思潮又重新在中国学界活跃起来。在我看来，这一现象或许是上世纪90年代以来最为引人注目的文化与学术事件之一。更有意味的是，此次文化相对主义思潮对其自身构成的展现几乎是全方位的:从理论预设到现实判断，从价值观念到应用策略，都一一得以展示—而正是在此种展示之中，文化相对主义存在着的理论困难与思想缺陷也都暴露无遗。
    文化相对主义本身的理论内涵并不复杂，但在当代不同的语境之中，却常常与诸如历史决定论、激进民族主义、文化保守主义之类的理论和价值言述纠结在一起，往往呈现出种种不同的面相。兹择其要者列举如下:
    其一，“不可通约”论。执此论者认为，中西文化乃自成系统的文化，是自成一体的文化样式。它们各自于前全球化时代以相互隔绝的形式发展起来。因此它们之间的差别是本源性的，故而也就是不可通约的。
    其二，“东亚价值”论。论者把“东亚价值”(也被称作“亚洲价值”)看作是与西方欧美的价值标准与观念相对应乃至对立的一种价值观念体系，特指存在于受儒家文化影响的东亚国家和地区的以“社会第一，个人第二”为核心的价值观—因此也就不能用西方的以普遍人权为核心的价值观来衡量现代东亚国家与地区。
    其三，“失语症”论。此处的“失语”并不是说不能讲话了，而是说中国现当代文化与学术没有自己的一套表达、交流、解读的理论、方法与规则。究其原因就在于“西学”的人侵，它与“国学”不可通约，从而导致了中国自己的文化与学术传统的断裂，使中国陷人了严重的“文化病态”之中，世界上完全没有了中国文化自己的声音了。
    其四，“中华性”论。这种理论的出发点在于认为作为20世纪中国学术的基本话语范型的“现代性”知识框架在90年代已经不可逆转地衰落了，而其原因就在于“现代性”转型实质上是一个“他者化”的过程。所以，必须在“现代性”之外设立一种能与之对抗的“中华性”，以之为中国学术的未来范型。这意味着不再将“现代转型”作为中国当代文化建设的未尽使命，而是“在未来的发展中将以突出中华性的方式来为人类性服务”。，让中国“在一个多样化和多元化时代成为多中心的一个中心”。。
    其五，“人文社会科学本土化”论。此处的“本土化”之“化”有两种意思:一为“回归”，一为“整合”。前者意指当代中国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应该回归到中国自己特有的“本土性”的文化和学术传统—实际上就是“五四”以前的经学传统—中去。后者则要用中国自己的“本土文化”来整合来自西方的种种人文社科知识，以实现建立一个既不失“本土特质”，又能“融古今中外于一炉”的学术话语系统的雄，L,} o
    其六，“中国的现代性”论。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认为，“现代性”源于欧洲独特的历史文化语境，是“基督教一清教伦理一理性主义”这一西方特有的文化传统的产物。因此，相对于“西方的现代性”，还应该有一种“中国的现代性”;相应于“西方的现代性”与理性主义的内在关联，我们“必须在‘理性化’这一范畴之外寻找中国社会和文化的现代同一性”③。
    与以上列出的诸理论相近或相似的观点还有许多，不过就其产生的影响和引发的回应的热烈程度而言，其他的观点与提法或许都难出上述六种理论之右。当然，在细致审理之下，我们可以发现，这几种理论无论是在知识背景，还是在致思路向上都有相当大的差异。但从另一方面来看，它们又是相互牵连在一起的:背后都徘徊着作为一种文化认知模式与文化哲学构想的文化相对主义的幽灵。下面我将结合这些理论的困境，从“观念悖谬”、“价值迷误”、“应用匾乏”三个方面来论述文化相对主义的内在困难与局限。

    一、观念悖谬
    在我看来，文化相对主义的文化观是一种自足论的文化观。它把文化看作是一个独立自足的有机整体④，其内部的诸种要素类同于有机体中的各个器官组织之间的关系，而文化的历程也同样被看作是一个自足的从发生到成熟再到自然死亡的有机生命的历程。文化相对主义对文化的相对性、特殊性、多元性的坚持正是建立在此种文化观的基础之上的。可以发现，我们所列举的几种理论言述也都以这样一种文化观为其逻辑前提与理论预设。“不可通约”论本身就是文化自足论的必然推论。其他几种理论则预设了一种本真的、绝对纯一的“东亚性”、“中华性”或“本土性”作为其理论推导与现实判断的前提，这不过是自足论的文化观念的变种而已。比如，在“中华性”论者屡屡提及的“他者化”的背后，不难推想出一个有机自足的文化的“自我”来。
    问题在于，这种自足论的文化观念本身就是一种悖谬的观念，它对文化的理解陷人了本质主义与实体论思维的谬误之中。一方面，自足论的文化观无视文化内部的诸多流动性、多样性与复杂性，强行地设定某种谁也说不清的“元话语”—如“中华性”、“东亚性”—来作为一种文化的“中心”或“本质”，以便构造出一种“实质”上的文化同一性①。另一方面，自足论的文化观又把文化设定为一种自足的不依赖于他物而存在的文化实体，而作为实体的文化必然要具有一种自足的能动性，因此，文化又被看作是一种有机的生命体。但是，现代哲学与现代科学已经不止一次地证明了本质主义与实体论思维的荒谬，因为这两者都为了话语的普遍性而无视存在本身的现实性、丰富性与流动性。具体就文化的观念而言，本质主义与实体论的思维将原本丰富、复杂甚至矛盾重重的诸多文化现象从其现实语境中抽离出来，并限制在某些特殊的传统或理论框架之中。可以说，这种文化观念脱离了文化存在的现实，不过是一种主观的抽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