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在市民生活画卷中展开的文化批判一谈老舍的文化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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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传统与现代、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的矛盾、撞击、交流、融合，是老舍等二十世纪作家必须直面的文化语境。对于新型文化模式的探索和选择是老舍文学创作的主要目标，而这一目标首先是通过对传统文化的反思和与异域文化的对比实现的。老舍认为只有“用思想去分析世态，而后你才会从浮动的人生中找到了脉络，才会找到病源”。。所以，与鲁迅先生用“杂取种种人”合而为一的方法塑造精神典型不同，老舍的小说执着于市民社会生活题材的开掘、人情世态的描摹和市民心态的刻画，笔下完全是寻常巷陌、百姓人家。如果说托尔斯泰的作品是“俄国革命的一面镜子”，那么老舍的小说则可称得上是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期市民社会的真实画卷。它汇集了各种职业的中下层劳动者一一洋车夫、巡警、拳师、妓女、裱糊匠、剃头匠、棚匠、卖唱艺人、小商贩、小职员、小官僚、教师、洋博士·一以及他们生活的方方面面，从过节、逛物、结婚、生孩子、夫妻吵架、邻里关系到铁蹄下的忍辱偷生、颠沛中的互相救助和奋起反抗等日常生活，以饱蕴关怀之笔在民族风味十足的生活习俗的写照中，在小人物卑琐、麻木、自私、虚荣而又隐忍、善良、忠厚、勤劳、热情等多侧面的人性展示里，客观而忠实地描绘了诸般小人物在封建文化和国破家亡的双重精神重压下的人格丧失和心理畸形。透过这众多的生活表象，老舍看到的是民族传统文化的危机。因此，他和二十世纪许多启蒙思想家与启蒙文学家一样，以清醒的理性精神对传统文化展开了沉痛的批判。
    中国的传统文化是以家庭为本位，以伦理关系为核心的。它关注的是人生活交往中应遵循的道德关系准则:“吾人亲切相关之情，发乎天伦骨肉，以至于一切相与之人，随其相与之深浅久暂，而莫不自然有其情分。因情而有义，父义当慈，子义当孝，兄之义友，弟之义恭。夫妇、朋友，乃至一切相与之人，莫不自然互有应尽之义。”这种重感情、讲礼义、人情味十足的文化充满了对人的关爱之情，它致力于建设人性善的一面，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所在。但在封闭的社会环境和人伦关系的相互制约中，它逐渐形成了一种具有超稳定性的结构，发展缓慢，积习甚多，特别是在入侵的情况下，其负面因素表现出了极大的危害性。更具体地说，中国传统文化向善的建设是以牺牲个性为代价的，它不但限制了个人的创造性和精神的自由发展，更把人牢牢地禁锢在伦理文化的关系网中不能动弹，也不想动弹，造成了人被既定秩序同化、失去个性的精神悲剧。中国的文化源远流长，在数千年的承传、衍化过程中，其思想观念(包括文化病态)就像沉积在河底的泥沙一样已经完全积淀在普通百姓的心里，内化为他们的思维方式和行为准则，并体现在他们的一言一行中。老舍的文本世界中对此有着刻骨铭心的表现。
    《二马》中的马则仁就是这样“‘老’民族里的一个‘老’分子”，他懒得思想，抱着“人生不过如此!转到那儿吃那儿”，“好歹活着吧!混吧”的生活态度，不求上进，最终导致其古董店被他人兼并;《听来的故事》中的孟智辰虽然不学无术，但他却抓到了“自古以来中国人的最高的生命理想”一·对任何事都“没意见，，结果官却“越做越高”;《不成问题的问题》里树华农场的丁主任“看不出社会上彼此敷衍有什么不对的地方。他只知道敷衍能解决一切”，认为“凡是可以使事情敷衍过去的手段，都是绝妙的手段”，最后使农场入不敷出;《骆驼祥子》的主人公祥子忍受着逃兵的抢劫、孙侦探的敲诈以及强加给他的婚姻和生活中的一切苦痛，但他的全部不满和愤怒迸发出来后却是这样一句话:“我招谁惹谁了?!”;当日寇的铁蹄蹂躇到古老、大气、官样十足的北平城后，《四世同堂》中所描绘的北平人民不也曾抱着“总该知道咱们北平人永远不会造反!还是心平气和地想办法吧”的心理，在趾高气扬的“皇军”面前忍辱偷生、委曲求全吗?……从表面上看，中国人为的是求个“和平气儿”，可正是这种“求和平”的美好愿望却压抑着人的精神，使其“生命只是妥协、敷衍”，成了“和理想完全相反的鬼混”，它的实质是因循、软弱和怯懦。老舍尖锐地指出:“过度爱和平的人没有多少脸皮，而薄薄的脸皮一旦被剥削了去，他们便把屈服叫做享受，忍辱苟安叫做明哲保身”，甚至“中国人的‘讲面子’能跟‘不要脸’手拉手儿走”。

    这种“求和平”的文化心态和隐忍的思想观念在现实中并不能给生活带来丝毫亮色，相反，在当时特殊的时代背景下，军阀混战列强入侵，城市和农村经济在外来资本的冲击下迅速破产，人民生活陷入极度贫因，“求和平”的人们只有两条路可走;灭亡或者堕落。享有“君子之风”美誉的三合祥绸布庄无奈破产(《老字号》)，马则仁的古董店被兼并，沙子龙的镖局变成了客栈(《断魂枪》)，“爱体面”、能吃苦的祥子沦落得人鬼不如((骆驼祥子》)，卖了一辈子力气的巡警眼看着社会把自己活埋—等着饿死(《我这一辈子》)，洋车夫小崔、卖艺人小文夫妇和剃头匠孙七被无辜杀戮或活埋(《四世同堂》…他们拥有生命却没有生存的权力，灭亡成为他们注定的悲惨结局。另一类人为了求生存则走向堕落，其中既有像文博士、蓝小山那样吸食同胞血肉的无耻小人，也有像李空山、冠晓荷、祁瑞丰、大赤包、胖菊子、招弟之类出卖灵魂和民族的卑鄙汉奸。这两种命运仿佛预示着中华民族传统文化难逃的历史劫数，老舍毫不掩饰地说:‘旧本人是来消灭文化的。”他看到传统文化的负面因素不但使自己固步自封、欲步不前，而且在民族危亡的生死关头更显得软弱无力、束手无策。在民族危亡和文化困境面前，老舍以掘心自食的勇气，忍着巨大的痛苦深挖民族文化的劣根性，正视惨痛的人生，“不虚美，不隐恶”，用满蘸血泪的笔触反思民族现状，寻找文化出路。《四世同堂》中的四代人正代表着传统文化擅变时期的四种文化形态:祁老太爷是旧中国传统文化的化身，‘他是个安分守已的公民，只求消消停停地过着不至于愁吃愁穿的日子”，至于国家大事，他认为那是宰相大臣们所关心的，和他这个小民无关，所以，北平的沧陷对于他不过像是一种遥远的市声，他最关心的是存好足够全家吃三个月的粮食与咸菜，以及用装满石头的破缸顶上大门;祁天佑和天佑太太是新旧过渡时期文化的代表，他们“还保留着一些老的规矩，可是也拦不住新的事情的兴起”;祁瑞宣、祁瑞丰和祁瑞全是现实文化精神的体现者，但他们的思想倾向不同—瑞宣是贯穿小说的中心人物，他是旧人物的负担者，又是新文化的追求者。长孙的身份让他背负着四世同堂的家庭沉痛负荷，但他又有一颗拳拳的爱国之心:“在国旗下吃粪，也比在太阳旗下吃肉强!”所以，在国破家亡之际，他较长时期挣脱不了传统文化的羁绊，只能困于四世家庭的堡垒中惶惑、苟安、自责。他虽偏于保守，但知书达理又不失反抗精神，基本符合老舍的文化理想。瑞全是进步思潮的代言人，他虽然“诗人”气质不足，却有着勇敢、顽强、坚毅的“猎户”精神，代表着历史发展的潮流。瑞丰的思想已经完全被奴化，民族的危亡对他来说只是简单地改换主子，是传统文化的病态在现实中的表现。小顺儿，则是老舍寄于厚望的文化前途，他虽未成熟和定型但充满生气。在他们身上，老舍看到了传统文化的日益衰微，也隐约意识到了自己文化理想的某种虚妄。这四代人，‘’他们各有各的文化，而又彼此宽容，彼此体谅”(《四世同堂·偷生》)，在风雨飘摇的乱世里展示出中国传统文化在过渡时期的复杂性。
面对传统文化的弊端，老舍的心情是沉痛而复杂的。因为在老舍的文本世界中，这种传统文化的弊端又是和市民世界形形色色的、可亲可爱的小人物的生活和命运交织在一起的。因此，他虽然抱着“极强的正义感”和“决不饶恕坏人坏事”的态度，可对小人物的同情和宽爱又使他的描写和批判采用了幽默的方法，“笑里带着同情”，“不肯赶尽杀绝”。那些在华夏民族悠久文化滋养下生活的人们虽然失去了个人意识的精神自由，但是他们仍坚守着传统的美德，温和、宽厚、勤劳、热情，“孩子与大人们大概随时可以饿死冻死，或被日本人杀死。可是他们还有礼貌，还有热心肠，还肯帮别人的忙，还不垂头丧气。他们什么都没有……可是他们又仿佛有了一切……剥去他们的那些破烂污浊的衣服，他们会和尧舜一样圣洁、伟大、坚强!”他们“都是心地最干净的人，可是一个个的都无缘无故的受到磨难”(《四世同堂·偷生》)!他们的生活遭际让老舍认识到中国“像田园诗一样安静老实的文化”，“也许很不错，但是它有一个显然的缺陷，就是:它很容易遭暴徒的蹂踱，以至于灭亡。会引来灭亡的，不论是什么东西或道理，总是该及时矫正的”(《四世同堂·惶惑》)。因此，性情温和如春的老舍如是说:“我们必须放弃了那小小的人道主义。我们必须暂时都变成猎人，敢冒险，敢放枪，因为面对面地我们遇见了野兽。诗人与猎户合并在一处，我们才会产生一种新的文化，它既爱好和平，而在必要的时候又会勇敢刚毅，肯为和平与真理去牺牲。”(《四世同堂·偷生》)这就是老舍的文化选择和理想，《四世同堂》中的钱默吟老人可以说就是这种文化理想的化身。钱默吟原本是一个只知道浇花、看书、画画、吟诗并很少与人交往的隐士型文人，在现实生活的剧变和刺激下，他逐渐地抛弃了“士大夫那一套生活方式”，从“一个永远不说一句粗话的诗人”变成了“一个自动上十字架的战士”。老舍通过钱默吟生活态度的转变过程，说明了只有文化的转变，精神的转变，才是最根本的解决现实问题的办法。小说中的钱默吟四处做着宣传和启发人思想的工作，鼓励人们以各种方式担当起救国的重任，由“诗人”变成了一个“猎户”，这是老舍战胜了感情和理智的矛盾后对理想文化精神的艰难选择。虽然这种“诗人+猎户”的文化理想因带有乌托邦色彩而未能完全实现，但它却体现出老舍对国家、对人民和对传统文化的深沉的爱，这就足以使它能够光照万代。在现代文明中，如何面对传统，选择和探索文化的出路，是人类共同面对的文化难题。老舍以其文学创作做出的文化选择超越了纷繁芜杂的市民生活和小人物的具体生命形式、生存方式的表象，升华到了对人类文化和命运的关照，具备了真正的现代品格和永恒的精神文化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