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语境下的和谐医患关系构建

交往行为、交往行为合理化是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的核心范畴。哈贝马斯认为：“交往行为指人们的相互作用(interaction)，及以符号为媒介的相互作用。它由具有约束力的经双方认可的规范所支配，这些经双方认可的规范规定了对行为的相互期望，并至少必须得到两个行为主体的理解和承认。”…“交往行动概念，首先把语言作为参与者与世界发生关系，相互提出可以接受和驳斥的运用要求的理解过程中的一种媒体。”‘交往行为只能在行为主体的响应性、行为规范的可证实性的道德——实践方面被理性化。”由此，我们可以说交往行为是主体之间通过符合规范调节的互动，以语言为媒介达到互相一致，同时涉及客观世界、社会世界和主观世界。显而易见，交往行为不仅是以语言为媒介、以理解为目的的对话行为，而且还是在行为主体达成共识的基础上，通过规范调节来实现个人与他人、个人与社会和谐的行为。有效对话是实现交往合理性的杠杆。在对话中，要考虑到各方的利益，使每个人所提出的标准成为对话的对象；在对话中，没有主动与被动，也没有外在力量的压迫；在对话中，每个人试图获得的东西，也都可以通过解释获得重新认识，以便使交往得以顺利进行。 硕士论文发表 

　　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强调以相互关系作为出发点，因此他特别重视交往关系中语言的媒介作用。可以说，成功的对话在哈贝马斯那里，成了交往行为合理化的杠杆。而对话主要是以语言的方式发生的，因此，当语言行为受阻或有被歪曲的地方时，便不会有合理化的交往。当人们普遍地学会使用一种能够让对方了解自己的正确语言来表现外在世界、社会世界和主观世界时，人类精神交往的潜能就得以发挥，交往合理化便自然得到了实现。这就是有效对话的价值体现。“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的最高追求，归结起来就是要用话语合理性取代目的合理性和手段合理性。”
　当然，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也遭到了不少人的非议，有人认为在目前这样一个每个个体都在争夺各自利益的社会，他所建构的交往理论只能是乌托邦。哈贝马斯虽然强调生产力和交往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但他却把社会进化归结为交往水平的提高、道德实践的增长，背离了社会基本矛盾运动规律的普遍原理，简单地把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问题看成是由于文化体系造成的人与人的交往冲突所致，而忽视了现象背后的深层次原因。我们立足于社会现实，在推行医疗卫生事业公益化的趋势下，借鉴其交往行为理论来构建和谐的医患关系是可行的。
　　2我国医患关系的现状及其成因
　　2．1我国目前医患关系的现状
　　近年来，我国医患关系存在着很多不和谐的因素。一是过度医疗行为问题日趋严重。医院乱收费、滥开检查单、大处方，导致很多患者看不起病、吃不起药。二是医疗服务质量下滑。大量调查表明，恶劣的医疗服务态度是导致医患冲突的主要原因。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医疗卫生部门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冲突日渐明显，医务人员长期形成的施恩心理、权威心理加之传统生物医学模式造成医患关系物化、人病分离、情感淡漠等趋势的负面影响，使得医疗服务态度始终未能得到彻底转变。三是医疗纠纷增加，医疗事故发生率上升。由于医患关系紧张，各地因医疗纠纷难以调解而导致的暴力事件时有发生。2005年中华医院管理学会的调查结果显示：全国三级甲等医院平均每年发生医疗纠纷一般在20例至30例，二甲医院平均每年发生医疗纠纷5例左右。“调查显示：74．29％的医师认为自己的合法权益得不到保护，认为当前医师执业环境‘较差’和‘极为恶劣’的分别达到47．35％和13．28％。近3年来，平均每家医院发生医疗纠纷66起，发生患者打砸医院事件5．42起，打伤医师5人；单起医疗纠纷最高赔付达92万元，平均每起赔付金额为10．81万元。2．2医患关系恶化的成因
　　2．2．1工具理性思想的影响。　　市场经济是以追求最大经济效益为目的的。于是，人们的交往越来越背离交往的初衷——沟通和理解，而纯粹以金钱和权力为媒介，以实现利益最大化为根本目的。在这样的目的下，人们的交往行为与目的被扭曲，对话变成了争辩，交往主体之间为维护各自的主张或行为竭力辩解，导致矛盾激化冲突纷起。
　　2．2．2医患双方沟通不畅。　　医患双方知识、信息的不对等是引起医患双方沟通不畅的根本原因。医方作为医患关系中的主导者，其行为直接决定医患关系的好坏和发展趋势。由于患者在有关疾病、医疗技术、病情存在的风险、医疗所需费用等方面的信息掌握和判断能力与医方完全不平等、不对称，对医方提供的治疗方案患者往往处于被动接受和服从的地位，患者难以作出合理的判断。医患双方掌握知识、信息的不对称，造成了医患双方沟通不畅，从而导致医疗纠纷不断发生。 硕士论文发表 
　　3以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构建和谐医患关系
　　3．1交往行为理论促进医患双方平等的交往
　　交往行为理论特别注重主体间的对话与话语分析，它倡导交往行为的合理化即主体之间进行平等自然的对话。医疗活动是通过交往活动实现的。在医疗过程中，虽然医患双方所处的地位、所掌握的信息不同，但在人格上是完全平等的，医疗过程实际上是以患者病情为媒介的医患双方的交往活动。我们在医疗活动过程中，倾向于建立一种平等的医患关系，潸解医生的语言霸权地位，确立患者的主体地位，形成主体间的对话与交流。应该确立一种保证平等、充分交流沟通的机制，为交往行为主体问的沟通理解提供对称条件和交互期待，使医患双方都能平等参与并享有同等对称的话语自由和论证表达，在交往理性的基础上达成共识，实现医患双方平等的交往。
　　3．2有效对话是实现医患双方交往合理性的杠杆
　　针对工具理性在人们交往中带来的弊端，哈贝马斯提出的新方案是实现从“生产范式”向“交往范式”的转变。他提出实现合理化交往的有效途径就是“选择适当的语言进行对话”。在哈贝马斯看来，交往理性不是告诉人们应该如何行动，而是告诉人们如何采取恰当的行为相互交流，并通过交流而相互理解。医患双方由于在医疗过程中所处的地位不一样、所了解的医学专业知识不对称、立场角度不一样，要实现医务人员与患者的有效对话，使用的语言必须体现真诚性、真实性与正确性的统一。这也就是要求在医疗过程中应该做到医疗决策的共同性、医疗过程的透明性以及医疗服务的人文性。这样通过对话，就实现了医务人员与患者之间的交流通畅、相互理解的和谐境界。
　　3．3用交往理性来消解工具理性的异化
　　在医疗卫生领域中医患关系的日趋紧张的局面，归根到底是由于医患双方利益的冲突。因此，当今尤为需要用交往合理性理论来制约工具理性。在发扬工具理性以实现社会财富的同时，要认识到财富并不是社会的唯一目标，只有生活世界才是人们最终的精神家园。医务人员要关注文化、关注社会、关注个人，提高人文素养和塑造理想人格。
　　诚然，引起医患关系紧张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解决也离不开多方面的共同努力。但是我们究其根本，主要是工具理性的负面影响。因此，只有真正实现医疗卫生事业的公益化，摒弃工具理性的负面影响，用交往行为理论重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能为构建和谐的医患关系提供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