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古代儒家与古希腊音乐心理思想之共性

摘要：在中西方传统文化中都不乏关于音乐心理思想的言论，本文通过描述和比较中西方传统音乐心理思想，总结归纳中国古代“儒家三圣”孔子、孟子、荀子和古希腊哲学家毕达哥拉斯、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他们的一些音乐心理思想观点，比如音乐的审美核心、音乐的社会功能、音乐的教育功能以及音乐治疗等，这对当今社会人们关于音乐心理学的理论研究影响深远，并成为近代哲学、美学、心理学、教育学乃至现代音乐心理学等学科发展的主流，有益于中国现代音乐心理学学科建设的发展，确立和发展中国本土音乐心理学研究体系，同时为构建和谐社会提供一剂良方，这正是笔者撰写本文之目的意义所在。

关键词：古代儒家；古希腊；音乐思想；共性

引言：公元前5世纪到公元前3世纪，我国正处于春秋战国时期，中国传统文化在这一时期高度发展，尤其是儒家思想从此确立了他在中国传统思想中的核心地位。当时的儒家贤哲们在他们著传立说中不乏关于音乐与心理方面的言论，如孔子的《论语》、荀子的《乐论》，以及我国第一部音乐美学专著《乐记》中，都有非常精辟的音乐与心理的关系的阐述。

此时的古希腊也处于文化繁荣时期，其地理条件决定了它在东西方文明交汇中的特殊地位：一方面，古希腊人接受并保存了东方的音乐体裁、音乐理论和一些重要乐器，进而加以发展，创造了辉煌的古希腊音乐文化。另一方面，它作为源头向西扩展，对西方音乐文化的发展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因此有学说认为古希腊文明也就是欧洲文明的渊源。古希腊的音乐理论，大约确立于公元前4世纪，即古希腊科学产生的时期。在古希腊人心目中，音乐与哲学和科学是联系在一起的。因此，古希腊的许多哲学家在其伦理著作中留下了许多关于音乐的理论。

而中西方传统文化中儒家思想和古希腊文明又是对后世影响最为深远的两大思想体系，两者在音乐心理思想上的观点有很多相似之处，对现代音乐思想的影响是不容忽视的。

1、音乐的审美核心——“调和，乐也”

“和”是中国古代儒家音乐美学思想的核心范畴，“和”即多样统一、对立统一，同时具有适度的含义。这一思想早在先秦时期就已经基本确立，战国末儒学大师荀子再三强调说“乐言，是其和也”、“调和，乐也”、“乐也者，和之不可变者也。”上述说法可以归结为一个“和”字，就个人说，平和纯正的音乐足以打动人内心深处淳朴善良的一面，从而使一个人显得仪表端庄，和蔼可亲；就社会说，和谐稳定的音乐能净化社会风气，消除社会上一些不良的歪风邪气，进而使整个社会和谐有序，健康发展。儒家先哲还指出，“和”还有“适度”的意思。孔子评论《诗经·关雎》时说的“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论语·八佾》）就是指欢乐而不荒淫，哀伤而不愁苦，音乐就应当适度。音乐的前提在于调和心情，适中的音乐，强弱快慢适度的音乐才能使人心情舒畅。

而在古希腊，毕达哥拉斯（Pythagorus，约公元前570-前475年）学派认为，数学哲学代表全部的哲学，和谐的数学理论是宇宙和谐普遍理论的分支。该学派把音乐的节奏、形式、比例也发展到与数学理论相关联，通过对数学比率与和谐音程之间的一致性来解释宇宙之间的奥秘。毕达哥拉斯是最早探讨声音感觉的人，他把音程分为协和音程、不协和音程两种，八度、五度、四度音程是完美的和谐音程，二度、三度、六度、七度是不协和音程。这无疑为后来西方音乐创作奠定了确立音乐基本调式调性的基础。由此可见中西方在追求“和乐”的思想观点上是一致的。

2、音乐的社会功能——“移风易俗，莫善于乐”

《孝经·广要道》曾记孔子言曰：“移风易俗，莫善于乐”。儒家充分认识到音乐强大的社会功能。音乐行为是社会行为，正因为如此，音乐能够影响和反映我们周围存在的事物。在生活的大船上，音乐既是一盏桅灯，又是盏尾灯。音乐的世界就像是整个人类社会的微观缩影，这正是 “审乐以知政”（《乐记·乐本》）。通过了解音乐的社会功能，我们就会更好地理解生活中有音乐的存在是多么重要。音乐既能反映社会现实生活，还能影响社会生活形式。这些论述对我国目前提出的加强精神文明建设，构建和谐社会，建设平安家园，具有非常重要的参考价值。

在西方，柏拉图认为音乐的创作与表演都必须遵循政治家制定的法制，若艺术与教育无“法”，必将导致社会的放肆和无政府状态，音乐的基础一旦确立了，就不能更改，在教育和政治体系中音乐被赋予极为重要的地位。这儒家礼乐思想强调音乐的情、声须有节制，既抑制情的自由抒发，又限制声的自由发展的思想观点相一致。由于重视教化作用，轻视娱乐作用，便必然束缚音乐，远离人民，异化为统治的手段、政治的工具。在这一点上，古代中西方的统治阶级利用一些歌颂王者的音乐来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给音乐抹上了政治色彩，这在我们现代社会中是不可取的，但他提醒我们音乐具有强大的社会功能，如果能很好的加以利用是可以造福一方的。

3、音乐的教育功能——“仁言不如仁声之入人深也”

我国古代教育家们非常重视音乐教育，儒家很早就将音乐列入“礼、乐、射、御、书、数”这一整套课程教学体系，而此“六艺”以礼、乐为首，同时还编入当时必读的统一教材《六经》（《诗经》、《书经》、《礼经》、《易经》、《乐经》、《春秋》）中。《孟子·尽心上》曰：“仁言不如仁声之入人深也。” 可以看出儒家先贤们很早就认识到音乐对人的教育意义十分深刻，比起苦口婆心的谆谆教导还要迅速有效得多。孔子这位儒家大师，不仅是思想家、教育家，也是一位音乐家，他能弹琴、鼓瑟、击磬，而且还是欣赏音乐、评论音乐、改革音乐的行家。他认为音乐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它浸入人的内心世界，给人以积极向上、奋发进取的精神力量，在“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的不知不觉中使人受到教育。现代音乐素质教育也正是认识到音乐能够修身养心、陶冶性情、培养品格。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彭林就撰文说，北京市丰台区的一所小学，用典雅的乐曲作背景音乐，全天播放，旨在潜移默化地改变学生的心性和气质，这是乐教传统的今用，值得提倡。

伯拉图（Plato，公元前427-前347年）是苏格拉底的弟子，他吸收了毕达哥拉斯学派及苏格拉底的思想，构成了他的客观唯心主义哲学，他对音乐进行了深入的美学和伦理学讨论。他认为，音乐的目的绝不仅仅是娱乐，而是和谐的教养、灵魂的完善与激情的综合，音乐的基本功用是教育作用。提出“音乐教育比其他教育都重要得多，节奏与乐调有最强烈的力量侵入心灵的最深处，如果教育的方式适合，它们就会拿美来浸润心灵，使它也就因而美化；如果没有这种适合的教育，心灵也就因而丑化。”¹在柏拉图看来音乐教育的作用是十分重要的，是其它任何形式的教育所无法替代的。

亚里士多德（Aristotle，公元前384-前322年）是柏拉图的学生，继承并发展了柏拉图的思想。在音乐的教育作用方面，与柏拉图有很多相近的观点。他具体地指出：“音乐对人的性格有显著的影响，应该纳入青年的教育课程里，音乐教学是适合这种年龄的……”²这鲜明地表露了他的音乐教育心理学思想，他非常重视音乐的道德力量和教育作用，公共教育必须包括正常的有监督的音乐教育，尤其在对儿童和青年教育方面，音乐被视为陶冶性情不可缺少的手段。

4、音乐对人的意志品质的影响——“听其雅颂之声，而志意得广焉”

柏拉图还认为音乐可以影响人的意志。人们听低级庸俗的音乐，就会变成不正经的人，反之，常听积极上进的音乐，人就会变得乐观向上。因此，他认为在培养治理理想国家的人才的教育中，必须避免表达柔顺和放纵的旋律，只有英雄（富于男子气）的多里亚调式和有说服力（使人欢喜）的弗里几亚调式可以保留使用，因为它们分别培育“克制”和“勇敢”这两种美德。这与荀子提出的“听其雅颂之声，而志意得广焉”（《荀子·乐论》）的观点很相近。激昂高亢的声音能使人肃然起敬，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国际歌》激发起全世界无产阶级反抗法西斯的战斗热情，并最终取得战争的胜利。反之如唐诗中写道“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尤唱后庭花”，可见靡靡之音的确使人意志消沉，假若商女能唱《义勇军进行曲》或《黄河大合唱》这种分割的歌曲，想必即使国家危难，也有复兴的希望。

亚里士多德则用模仿说阐述了音乐如何通过人的心理因素，从而影响人的意志品质。他认为，因为音乐直接模仿（即表达）人的七情六欲，亦即心灵深处的状态——温柔、愤怒、勇敢、克制及其对立面和其他特性，所以人们聆听模仿某种感情的音乐时，也就充满同样的感情。他曾经说“既然音乐是产生快感的，既然德行在于爱憎得当，我们应该关心的就莫过于培养正确的判断力以及对于高尚品质和行为的喜爱了。节奏和乐调是一种最接近现实的模仿，能反映出愤怒和温和、勇敢和节制以及一切直接对立的品质和其他的性情。这是可以由经验证明的。”³这与我国古代儒家学者谈到的“故齐衰之服、哭泣之声使人之心悲；带甲婴胄、歌于行伍使人心伤；姚冶之容、郑卫之音使人之心淫；……”（《荀子·乐论》）是一样的。

5、音乐治疗的设想

儒家先哲们很早就认识到“夫民有好恶之情而无喜怒之应，则乱……故修其行，正其乐。”（《荀子·乐论》）他们认为人们可以通过音乐来疏导内心的烦乱，修正自身的行为，以达到平和心境的目的。毕达哥拉斯认为：“用音乐和某些旋律、节奏治疗人的脾气和情欲，并恢复内心能力的和谐，……适当的享用音乐，可以大有助于人身健康。”⁴这是西方最早的关于音乐治疗的探讨和设想，由此可以想见早期西方哲学家对音乐心理功能的认知，以及他对后来的学科发展会产生怎样的理论启示作用。毕达哥拉斯就曾以弹奏弗里几亚调式（一种歌唱性的、抒情性的旋律）的音乐，让发脾气的少年平静下来，而以“净化”为名的音乐治疗，有用来医治心中情欲、忧郁以及内心病症的旋律。这些观点都为现代音乐治疗学提供了有力的理论依据，祥和平静的音乐能使人心智澄明，柔和抒情的音乐能舒解人们内心所承受的巨大压力。

近几年，现代音乐医学是把音乐直接用于对健康的影响，包括运用音乐止痛（抗焦虑音乐），降低血压、心率或肌肉紧张、调节内分泌系统（心理神经免疫学）。尽管这些领域还有待成长，但我们能够强烈地感觉到，作为有效的治疗手段，音乐的潜在力量是非常巨大的。

结论：总之，从以上研究可以看出，中国古代儒家贤哲们和古希腊哲学家们早已认识到通过音乐，利用音乐的感染力培养人们的美感和道德情感，进而培养人们的道德品质、坚强的意志、良好的性格和文明习惯，这些都是具有实践意义的美育心理学观点，丰富了现代音乐心理学知识，有利于提高当前音乐教育的效果。同时还提出了音乐强大的社会功能，移风易俗，净化民风，这对当今构建和谐社会也是非常具有理论指导价值的。文章还从传统文化中寻求与西方心理学的结合点，为现代音乐心理学的学科建设提供了有力依据。由于时代久远，我们无法复原当时音乐生活的全貌，但其对后世的影响仍是显而易见的，此项研究还亟待广大音乐界和心理学界的同仁去积极开展深入的、系统的发掘和探讨。瞻望未来，古代音乐心理学思想的研究工作，必将出现一个更加广泛深入、系统全面、科学先进的局面。

参考文献：

[1] 吉联抗译注《乐记》人民音乐出版社，1980

[2] 卡尔·西肖尔（Carl.Seashore）美，郭长扬译《音乐美学——音乐美的寻觅》全音乐谱出版社，1981

[3] 潘菽、高觉敷主编《中国古代心理学思想研究》江西人民出版社，1983

[4] 赵宋光主编《音乐教育心理学》上海音乐出版社，2003

[5] 蔡仲德著《中国音乐美学史》人民音乐出版社，2003

[6] 周世斌著《音乐教育与心理研究方法》上海音乐出版社，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