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高职院校95 后大学生群体解构性特征对思想政治教育有效性的影响及对策

在以95 后为高职院校学生主体的新形势下，高职院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开展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95 后学生个性张扬、叛逆、对抗权威，使高职院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开展面临“有效性危机”，本文试从95 后大学生群体解构性特征出发，探讨该因素对课堂教学、实践活动、学生辅导等有效性的影响，从而理性思考高职院校思想政治教育如何适应95 后学生群体解构性特征。

高职院校进入95 后时代

从2016 年9 月开始，95 后成为了校园的主力军，伴随着湖南省高职院校单独招生的全面开放，学生低龄化趋势明显，以湖南城建职业技术学院建筑工程系为例，全系包括五年制在内共计3064 人，1994 年之前出生学生人数为108 人，1995 年之后出生的学生人数为2956 人，占全系96.5%，其中2000 年后出生的为9 人，最小年龄学生年仅14 岁。面对95 后为主的学生群体，不论是思想政治教育理论课的教师还是从事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辅导员都面临着年龄差距大、价值观偏差大、思维方式差异大等问题，一方面学生认为老师（辅导员）老套死板，无学习兴趣，空讲大道理，不贴近实际，跟不上国际潮流；另一方面老师（辅导员）认为学生顽劣厌学，离经叛道，满口歪理，不受教化。

95 后学生群体解构性特征及其影响

解构是一种否定思维，是对正统原则、正统秩序的批判与否定。在后现代主义思潮影响下，互联网成为多元文化和思想的集散地。而作为互联网原住民，95 后学生群体是更加开放和自由的，对于何谓“世界的真实”的求知欲大，比起正统教育方式，更容易接受来自互联网多元化的讯息，审丑、恶搞、非主流、颠覆传统等解构式述事方式对95 后学生群体的意识形态影响很大。一句校园文明宣传标语“学校是我家，环境靠大家”被学生戏改编成了“学校是我家，我家随便丢”，95 后大学生对于主流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表现出间接的揶揄、反讽，或直接的恶搞乃至颠覆，对于该群体呈现出的“叛逆”行为，具有后现代主义解构性特征。然而，95 后学生群体受长期学校思想政治教育中主流意识和价值观的影响，从客观上有着正统的思想基础。这种正统思想，与95 后学生群体作为网民所接触的多元思想产生矛盾和冲突，特别是高职院校的95 后学生，基础知识观的三个维度为自变量，企业文化偏好的总分为因变量，进行逐步回归分析，以确定各变量对企业文化偏好类型的预测力，结果表明， 因子声望地位因素对企业文化偏好的影响是显著的，其标准回归系数为β=0.297，解释了企业文化偏好的11.9%，当因子保健因素进入回归方程时，对企业文化偏好类型的解释量从11.9% 上升到50.1%，其标准回归系数β=0.404。因此，可以通过因子声望地位因素和因子保健因素有效预测企业文化偏好类型。标准化回归方程：企业文化类型=0.404X 保健因素+0.297X 声望地位因素。

本课题研究显示在高职大学生中，偏好宗教型、层级型的均分较高，偏好活力型、市场型的均分较低，表明湖北职业技术学院高职大学生总体上偏好宗教型、层级型的企业文化，不太喜欢活力型和市场型，其中，女高职大学生比男高职大学生更加偏向宗教型企业文化，说明女生则更倾向于一些比较稳定的工作环境和谐的工作关系；理工类比文艺类学生更为偏好宗教型企业文化，这可能是因为理工类生却更加注重培养专业技能，喜欢富有逻辑的做事情，对于人际沟通方面不太擅长，在处理上下级关系时更容易陷入困境，所以理工类更加希望拥有一个和谐好的工作环境，所以更加偏好宗教型企业。

根据数据的总体情况上来看，与声望地位因素相比，湖北职业技术学院高职大学生比较重视保健因素和自我发展因素，这与王沛（2005）[21]，黄芬（2010）[22] 的研究一致。大学毕业生在择业时大多是处于迷茫阶段，对于自身有关的和前途发展很是看重，相比较声望地位而言，声望地位则是满足基本需要之后的才去考虑的，所以在声望地位因素上得分较低。高职大学生职业价值观在性别上存在显著差异，女高职大学生保健因素和自我发展因素得分明显高于男生，这与刘明策（2011）的研究结论一致[23]。从男女生的个性特点上来讲，女生更倾向于找一个安定的职业，面对职业发展和对于以后家庭的组建她们也会考虑更多的因素，工作是否稳定、住房、交通和晋升等问题都很影响着女性择业，而男生则在面对这些问题时往往想的没有那么复杂，考虑的因素也仅仅是利于其工作，并不是十分看重，所以男女性在职业价值观上出现不同的差异。高职大学生职业价值观在是否是独生子女上有显著差异，不是独生子女要比是独生子女更加看重自我发展因素。非独生子女从小到大都可能处于照顾弟妹或者被哥哥姐姐照顾的环境中，会出现一些相比较的竞争的压力出现。同样的，多子女家庭的生活教育负担都比较重，所以父母对于子女的期望值也会更加突出，所以导致非独生子女在今后的择业中更加看重自我发展。

职业价值观在家庭背景上也存在显著差异，家庭背景上是农村的高职大学生在保健因素和自我发展因素得分明显高于是城镇的高职大学生。农村高职大学生相比于城镇高职大学生而言，在上学生活上都比较艰辛，另外，父母都也都希望子女将来能够找到一份好的工作，所以农村背景的高职大学生在长久的职业价值观积淀上都偏于看重未来的稳定和有前途的工作。相反城镇背景的高职大学生父母大多都是稳定的企业员工，从小接触较多，职业价值观的长期沉淀过程中对于工作选择并没有较为迫切的期望值。

高职大学生的职业价值观的三个因子与企业文化偏好各维度上都有显著正相关，表明高职大学生的职业价值观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他们对企业文化类型的选择。这可能是由高职大学生从小到大在受到父母的教育或者学校的老师的教育下，每个人长期形成自己的职业价值观，只局限了书本和讲授，对于企业文化并没有真真切切的感受，在心理决定和支配着企业文化的选择。但经过个体对择业的适应性和准备性的增强，个体自主性越强，提醒着不断修正着自己的职业价值观，以便自己能更加适应企业和社会。逐步回归分析发现声望地位和保健因素对企业文化类型有较好的预测作用。声望地位对企业文化偏好的预测作用是 11.9%，加入保健因素的预测作用达到50.1%。说明高职大学生较为关注自身需要和追求自我实现更容易作出自己的企业文化选择。（作者单位：湖北职业技术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