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性规则下的后现代创作——思考“馒头事件”的一种角度

 一种美学观未必比另一种美学更“正确”，后现代文化的出现，并不意味着我们要根据后现代立法。然而，后现代艺术手法是一种创作形式，这是我们无法回避的事实。后现代艺术家对他人作品的拆解、重组并不是简单的剽窃，他们仍在建造全新的符号大厦，只不过这种大厦的原料来自他人的作品。纳斯罗蒲•弗莱甚至说过：“诗只能用其他的诗制造；小说只能用其他小说写成……”[13] 如果以现代性的独创观念彻底剥夺后现代艺术的生存空间，就是规则对生活的专制。教育论文发表网
      数字化技术为作品的拆解与重组提供了技术上的便利，在“馒头事件”出现之前，网上流行的各种滑稽视频作品几乎都是“馒头”式的组装作品。广州美术学院的“后舍男生”在博客上传播的假唱MTV，在大学校园颇为流行，当属组装作品的代表。这些现象已经构成我们生活的一部分，但它们在现行规则中的地位却极其暧昧。“馒头事件”是后现代创作与现代性规则的一次正面碰撞。
      令人寻味的是，后现代戏仿很少引发纠纷，这也许反映了创作者之间的一种关系自治。这种关系自治掩盖了著作权法与现实脱节的尴尬。表面上，著作权法使后现代艺术边缘化，实际上是艺术现实让著作权法边缘化，这是生活对法律的一种嘲弄。
      三、创作者之间的关系模式
      规则是对人际关系的设计，规则的运用应当服从于人际关系的设计理念，“鼓励创作”是规则运用的指引。我们应当诱导一种怎样的人际关系，也是思考“馒头事件”的一个可能角度。胡戈的批判者往往没有把胡戈和陈凯歌的关系视为作者之间的关系，事实上，没有《馒头血案》这部作品以及该作品的高度独创性，胡戈的行为根本不值得讨论。
      当一种人际关系模式得到法律认可后，这种关系模式容易被美化为唯一的或最好的模式。很多人追问为什么古代没有著作权制度，却很少有人研究古代有利于创作的机制，似乎著作权法是鼓励创作的唯一手段。著作权法在创作者之间确立了一种关系模式，使后续作者在利用前人作品时应负担一定的义务成本。这种模式一方面激励了创作，另一方面也增加了创作成本。因此，著作权制度建构的作者间关系模式是必要的、但非完美的。如果抛开市场化的需求等支撑著作权制度的原因，著作权制度建构的作者间关系甚至可能不是最好的。“作者本身作为一个团体可能更喜欢较少的版权保护……”[14]教育论文发表网
      由于著作权制度的存在是必要的，就应当最大限度地降低著作权制度的负效应，在处理作者之间的关系时适度地引导一种宽容模式。我们在讨论擅自利用作品的行为时，往往不区分纯粹的寄生性利用（如抄袭、盗版）和创作性利用（如演绎），这种区分是有意义的，对于后一种行为，可以适度宽容。法学理论通常把著作权法调整的社会关系总结为作者——传播者——社会公众之间的关系，但比较忽视作者与作者之间的关系。著作权法以鼓励创作为宗旨，显然应该包含再创作。
      法律上的原创性高度与美学的价值未必是一致的，法律无力判断艺术价值。对再创作的宽容，也可减少规则对艺术的压制。正如波斯纳对乔叟、莎士比亚、弥尔顿等“非原创作家”的评价：“同在版权意义上完全原创之文学作品通常达到的高度相比，他们所做的事情体现了一种更高层次的创造力。”[15] 波斯纳的《法律与文学》体现了其深厚的文学功底，或许是他熟悉文学，才会得出比较谦虚的结论：“版权保护越是广泛，文学想象力就越是受限制。这并不是排除版权的好理由，但它可能缩小版权、而且更清楚地是不要扩大版权的一个理由。”[16]
     
      结语：
      本文不是一篇标准的案例评析，甚至没有鲜明的立场，主要想说的就是一句：事情大概没我们想的那么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