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围城》的文化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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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城》为钱钟书确立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小说大家地位，并以其深邃的文化内涵、机智幽默的讽刺和俏皮生动的语言享誉中外，其中，又以多层面的文化批判发人深省。钱钟书是以他的视点来构筑这个文学世界的，他对中国传统文化、西方文化以及二者的交融混杂进行了透辟的分析和辛辣的批判;而且将矛头直指知识分子，在“冷嘲热讽”中剖析这些“新儒林”的困境、弱点，挖掘出他们身上最旧的、最可怜的精神垃圾。钱钟书把所拥有的人生经验用诗人的神经来感觉它，用哲学家的头脑来思索它，在事实之外配上一连串思想沉潜、寄慨深远的哲理议论，“学人之小说”理胜于情。在别具一格的讽刺艺术中，作者犀利的文化视角熠熠生辉。
    一、传统文化与西洋文明的荒谬结合
    成功的艺术形象不仅是作品甚或作家的代表，更体现着特定的文化观。《围城》中艺术典型的第一号人物就是方鸿渐，从他的身上，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一个受中外文明双重熏陶，不学无术的可怜的知识分子形象。
    钱钟书曾说《围城》是“写现代中国某一部分社会，某一类人物”，具体来说，就是写社会中这类人物的劣根性。方鸿渐可以在归国的客船上对疯玩“杯水主义”肉欲游戏的鲍小姐喊着“黑甜”、“朱古力小姐”，应酬着苏文纵，追求了唐晓芙，在从三间大学解职后，走进最终又走出孙柔嘉的“围城”。
    方鸿渐的摇摆不定根源于他对待爱情的态度是模糊的，没有自己明确的目标和立场。他的头脑中有着复杂混乱的爱情逻辑，使他在面对每一次爱情纠葛问题时总是不断地做着让自己懊悔却又屡次重蹈覆辙的事，在真情和假意之间徘徊往返，在爱情婚姻的“围城”中重复着走进又走出的游戏。但不论是“走进”还是“走出”都不能如他所愿，因为他的爱情是“盲目”的，他本身就不知“愿”在何处，因此也就无所谓是否“如愿”了。他自己感受到的，只能是一次又一次的失败。面对孙柔嘉所有的不动声色的试探和诱惑，方鸿渐以一种自以为是的坦荡摆出一副无所谓的面目，实际上是在假装无知中逃避这个事实。他心中并无明确的应对策略和方向，甚至不明确自己是否真心爱她，只能被动地一步步地走向她“温柔的陷阱”。而孙柔嘉借助“外界力量”，或是陆子潇写给孙父的“匿名信”，或是李梅亭和陆子潇的当场“目证”，将方鸿渐顺利地推进自己的“围城”，而他只能在万般无奈中成就了自己和孙柔嘉，在同事的追问下用一连串的答应出卖了自己。这又一次违背意愿的决定带给了他更大的悔恨:婚后无休止的争吵后的分道扬镰。方鸿渐最终的结局就是陷人到深深的懊悔和对多变的现实的万分无奈之中。
    方鸿渐是个可怜之人，他对爱情迷惘的态度和犹豫怯懦的行动使他在突发的外界力量的变化中无法应对，只能被动地承受一切所不愿看到的事情，这就造成了方鸿渐在爱情上屡遭挫折的不幸。传统文化和西洋文明双重熏陶出来的新式知识分子在爱情问题上唯唯诺诺的表现，恰恰是中西文化合璧的典型。有关爱情的保守的中国传统文化与开放的西洋文明两种态度交汇在方鸿渐的身上，相互碰撞中既溶解又排斥，他的才疏学浅和自作聪明使他既无法领悟两种文明的真谛更不能将二者完美地结合，只能游走于表面的文化外衣之上。在他眼中，牛奶、咖啡、面包便是西方，文言文、线装书便是东方。他遇到浑身散发着西洋气息的鲍小姐便显露出开化堕落的一面，遇到中国传统淑女唐晓芙又表现出了款款绅士的风度。而其自身并不具备明确的爱情观，两种文明的皮毛遮蔽了他的耳目，混淆了他的视听，相互冲击使他不知该如何选择，从而丧失了独立的审美能力，徘徊在中西文化的边缘之地，只能在人生路上遇到一个爱情便昏昏沉沉地游戏一番，走出一个“围城”再进一个也无妨。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对待中西两种文明只是浮光掠影，只去接受二者最外在的食、色表相，而抛弃了两种文明的精髓，最终只能沦为二者荒谬结合的牺牲品。
    而似乎与爱情不同，方鸿渐在学术事业之路上却呈现出罕见的“勇气”和“决断力”，此“无用之人”在做起遮羞蔽丑之事来绝非等闲之辈。他虽学的是中国文学，但仍需外国招牌，在学术界眼中西方的认可俨然成了中国文化的“验证码”。就在方鸿渐即将“学成归国”时，此“验证码”仍未能得到，情急之下当机立断便走了条捷径:买得假博士文凭来哄哄父亲和丈人并自我安慰:“光耀门媚，也是孝子贤婿应有的承欢养志。”“无一贬词，而情伪毕露”，表面上的冠冕堂皇只为一遮那无法示人的空虚和丑陋。为了掩饰自己山中竹笋的面貌，少不了要拿出一番气概和手腕，于是方鸿渐面对仕途起伏俨然成了一个“铮铮男儿”:面对点金银行和三间大学对他的解聘，他能走得毅然决然，尽管那高傲的神气只为撑住所剩无几的底气;面对伪职的去留问题，更表现出了令人钦佩的铮骨气节。每一次的离职似乎都慷慨激昂，但事实上不得不走的尴尬已让他脸面全无。对中国文化一知半解，对西洋文明似懂非懂;从社会学系转哲学系又转中国文学系，却没有一样真本事。如此之人自然没有“用武之地”，面对解聘哑口无言只能自己长自己的威风了。钱钟书将光闪闪的学者面具、有志男儿面具、民族英雄面具统统套在既无真才实学又无所依恃的方鸿渐身上，这种似褒实贬、假中看真的讽刺将方鸿渐果断背后的怯懦刻画得淋漓尽致。

    然而，钱钟书也曾说，文人好名争名只要不发展成无情无耻的倾轧和陷害，它还算得“人间喜剧”里一个情景轻松的场面。所以，作者复杂矛盾的心态造就了方鸿渐这样一个具有矛盾性格也让读者产生矛盾心情的形象:似坚强，实迷茫，既善良，又骗人，既能言善道，又优柔寡断。浸沉过西洋文明生活与文化教育的方鸿渐，自恃留学生的头衔，依仗西洋文明的皮毛，让自己摆出一副知识分子清高的面孔来掩盖内心的虚无和惶恐。揭开看来，是一个受中国传统文化熏陶二十年无所专长却已身中毒瘤，受西方开化文明冲击只学皮毛生活堕落的自欺欺人的阿Q相。方鸿渐揭示了一种文化现象，传统文化加上西洋文明，在一些知识分子身上只得到了糟粕的结合，而没有精华的存在，两种文明的冲突因此不会得到完美的融合，只能更加激起矛盾，从而导致了方鸿渐等新旧杂拌的狼狈相。然而，钱钟书关于“文人好名争名”的解释对于对传统文化看不起，对西洋文明盲目崇拜，却又留恋前者模仿后者没有主心骨的方鸿渐来说是相适宜的，他必竟只是一个在自己天地中左顾右盼的可怜角色，但对于《围城》中另一类“高级知识分子”而言，恐怕他们的能力远远超过了钱钟书“文人”的定义。
    二、“新儒林”难于冲破的精神“围城”
    从对((围城》的主题意蕴的分析来看，反映“‘新儒林’的‘类’生活，‘类’本质是作者的基本意向，但作者并不仅仅如此，更没有忘记他们是一种社会群体存在，他们踏踏实实生活在特定的‘社会关系场’中，是复杂的社会现实塑造了他们的基本形象”。这一“社会关系场”的中心便是抗战后方的一所国立高等学府—三阎大学。这里仿佛是纷扰人世间的一方净土，吸引着众多潜心学问的“学者”云集。但实际上完全不具备做真学问的氛围，而是一个机构健全有着复杂社会关系的机关;学者也并非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式的超功利的思想者，而是被巨大的社会关系网束缚和摆布的世俗之人。钱钟书的这一定位将知识分子的本质揭露出来，他们本是赤裸裸的粗人鄙民，处身于各种错综复杂的牵制中，微乎其微的知识只是一种浅薄的装饰，必要时拿出来抵挡一阵或炫耀一番，思想深处仍是这个愚民大国普遍的生存意识。
    当生存意识严重激化时它将禁锢人的思想，使之局限在千方百计谋生的困境中而忽略了思想和精神的追求。对于知识分子而言就是以知识作为谋生的手段，而不是独立的价值，甚至以虚假的知识自欺欺人。同是克莱登大学博士，方鸿渐将这个假文凭作为“报条”和“契据”来以此为证，“履历上决不开这个学位”，更不敢与他人提起这个克莱登大学。而历史系主任韩学愈的故弄玄虚却技高一筹，他不仅持之泰然，而且公开倚仗自己的博士头衔，最终受聘为系主任一职。从道德层面上来说，方鸿渐良心未泯，有着传统士大夫的羞耻感，购买假文凭理亏词穷;而韩学愈似乎无视良心的存在反而理直气壮。也许方鸿渐事业的失败也输在“小人得志”这方面吧。而从文化层面来讲，韩学愈这种安之若素的心态是由他本身的文化心理决定的。在他的意识深处，学者只是一个安身立命的职业，知识只是挣钱的一种工具，他所有的欺骗和掩饰对他自己而言也只是求职过程中的一个步骤。他的人生观里既没有中国传统文人的清高，更没有作为一名知识分子的操守和气节，有的只是蝇营狗苟的生存哲学。所以他的面貌、讲话、神态都因此信念而显得自然真实，以至老奸巨滑的高松年校长一眼便看穿了方鸿渐的伪装，却对韩学愈将信将疑，甚至钦佩他“一个说谎者会这样泰然无事”。韩学愈将自己的真面目伪装得天衣无缝，其高超的技巧让人啧啧称赞，对他而言，知识永远是一件外套，用时随手一穿，既可以遮住自己空虚的头脑，又能显出一副智慧的面孔。更高明的是，他用自己深沉内敛的态度，徐缓有驰的话语节奏，甚至借用那天生未老先秃的外表来暗自炫耀自己所谓的思想、知识和智慧，使别人不仅相信他有真才实学，而且还万分钦佩。
韩学愈之流借知识分子的招牌来混饭吃，既没有对民族的使命感，也没有文化的责任感，更没有知识分子应有的信仰和对知识本身的创造力，最终只能沦为另一种力量的附属品。科举时代中国文人依附八股，中国开化后，中国人渐渐又有了一种盲目趋附西洋发达文明的洋奴心理，所以韩学愈才会让他的白俄妻子冒充美国国籍。钱钟书用近乎残酷的笔法来嘲讽这类人，嘲讽周围的世界，其目的无非是想揭示一个现实，那就是教育和文化的失败。中国两千年的封建社会和一百多年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地位给一部分知识分子思想上、精神上造成了深重的创伤，导致了严重的精神危机。他们为名利所驱使，思想被封闭的文化所禁锢，远离学问，远离真理，只去寻找安身立命、飞黄腾达的阶梯，成为病态的、畸形的旧中国社会的必然产物。中国文化在封闭的历史系统中不断地走着往下衰落的路，而博大宏远的大同思想与仁爱精神从未发扬光大。韩学愈等人就是这一僵化的儒家文化话语系统中演变出来的末流，成为思想上的极度贫弱者。褚慎明最引以为荣的是世界大哲学家给他的回信和在别人面前口称罗素为"Bertie";陆子潇总是将仅有的“行政院”和“外交部”的两封信轮流装点着桌面。在致老友郑朝宗教授的信中，钱钟书曾恳切地说:“大抵学问是荒江野老屋中二三素心人商量培养之事，朝市之显学必成俗学。”这是真学问的最高境界。而历代中国的知识分子，都要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都要依附于人，为统治者服务，所缺乏的正是独立的思想、新颖的见解，高尚的文化沦为世俗的功利品。当知识分子的思想被固守在“书中自有黄金屋”的奴性意识中时，学问也就失去了自身真正的价值。韩学愈等人徒然挂着一个学者的招牌，在钱钟书先生嘲讽的口吻中，只是一个知识上的废人，一种精神上的垃圾。当思想上的贫薄达到极点之后，随之而来的就是人格上的衰朽。
    当方鸿渐自以为韩学愈“要结交自己，替他守秘密”的时候，殊不知韩学愈早已在背地里暗算他。如此看来韩学愈绝不仅是一个只会装样子混饭吃的庸才，而是有着填密心思的无耻政客。而三间大学校长高松年关于聘请教授的精彩论断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高松年考虑的不是如何提高办学质量对学生负责，而是如何让自己容易地掌握乾坤。所以，虽然他一眼就识破了方鸿渐的伪装，但仍以副教授的头衔将他承聘。这种心术不正的投机官僚是容不下有真才实学的人才的，甚至怕有才之人赵辛嵋会卷土重来而又将其朋友方鸿渐挤走。三间大学成为高松年一手操纵的三教九流相互倾轧之地，教员则成为他手中的棋子，玩弄于股掌之间，棋盘上的每一步棋都与外界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文学系主任的任职是关系到部里汪次长的面子的，牵一发而动全身，他们真正成了“官的帮忙，商的帮闲”。文化和教育在三间大学这种尔虞我诈的是非之地日渐腐败，学者不仅和一般民众同样精神空虚，更可鄙的是用以装饰的知识反演化成一种毒药，毒害了他们的灵魂，成为整日忙于钻营投机的文痞。李梅亭教书不忘做官，做官不忘卖药，那半箱西药总算没有白费了他一路的劳顿，成为出让文学系主任一职的补偿，也许在他眼中半箱西药和文学系主任应该是等价的吧;汪处厚不仅最爱写悼亡诗，而且一番妙喻颇有深意:“讲师好比通房‘(头，教授好比夫人，副教授呢，等于如夫人—”，这高等学府的职称晋级其实就是家族女人之间的争风吃醋，且汪处厚自有独到的应对手腕。
    钱钟书以戏嚎的眼光一一打量着这些无耻顽徒的丑态，用手中的画笔调色画像，勾勒出一副副虚伪的嘴脸，揭示了一个个腌腹的灵魂，上演了一出又一出催泪的喜剧。当精神的独立，人格的独立都丧失殆尽的时候，囚禁在文化“围城”中的知识分子也必然在这个图圈中逐渐丧失他们的生命力，成为委琐无力的寄生虫。
    曾有人谈到，读罢《围城》全书所得到的印象就集中在一个人身上，那就是作者钱钟书本人。可见，钱钟书的才学、聪明、风趣在他这部小说中给读者鲜明地呈现出来。他为《围城》中的每一个人物都配置了一副正经的令人发嚎的假面，读者则从他那缤纷的幽默中看到假面之后的悲凉和丑陋。钱钟书以一个睿智的学者的目光来挖掘人性的短处，以自己独特的反讽方式批评对西方文化重货利轻义理的态度。《围城》贯穿始终的理性主义精神与对人生领悟的直觉与灵感完美地结合在一起，凝聚成关于中国传统文化、现代西学乃至天命批判的议论。恩格斯曾说过:一些优秀作品虽然缺乏正面的理想，但由于它通过对显示关系的真实描写，来打破关于这些关系的流行的传统的幻想，不可避免地引起对于现存事物的永世长存的怀疑。《围城》的政治色彩虽是淡漠的，但在对腐朽的、丑恶事物的辛辣无情的嘲讽和鞭答里，我们看到了作为一个爱国、正直的知识分子对于进步和理想生活的向往和追求，它的积极的社会意义是不容否定的。钱钟书在《写在人生边上》说:“人生虽痛苦，但并不悲观。’这一信念支持着他虽然并不明确未来的路在何方，但仍然坦然面对现实的人生矛盾和永恒的人生困境。也许正是钱钟书对人类亘古不变的真理的追求以及他彻骨的文化反省意识，才成为《围城》持久不衰的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