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转自FT中文网
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专栏作家 加藤嘉一
列宁曾经说:“把对外政策和一般政策分开,或者甚至把对外政策和对内政策对立起来,是根本错误的、非科学的想法”,这句话后来被归纳为“外交是内政的延续”。自日中撞船事件以来,两国外交部门的交涉和谈判已经持续了一个星期,这期间果然不断受到了两国内政问题的复杂影响。
这次谈判中最大的政治变数之一,无疑是决定日本首相人选的民主党代表选举。这场选举在昨天刚刚结束,结果是首相菅直人以721比491的大比分战胜了挑战者小泽一郎,成功连任。而此前的两个星期时间,整个日本政坛已经围绕这场选举旋转了两个星期。尽管两位竞争者在选举前从国家利益的角度达成默契,对“撞船事件”拿出相同的态度,以防被中方利用,但这个选举本身不可能不对日中谈判产生极大地影响。从日方的角度看,如果首相最紧迫的政治目标是在几天之后取得连任,那他就必须避免采取可能刺激选民的行为;而中方面对可能在几天之内离职的首相,也做出了连续四次召见大使的罕见举动。值得庆幸的是,这次选举在14日总算平稳结束了,要是被定在24日结束,真不知道日中之间会谈成什么局面。
其实,首相的人选发生变化,在日本已经根本不是什么大事情了。四年来,日本国民已经接受了六位不同党派首相的服务,充分地体验了自己国家的高度民主性,对政党政治的本质也有了充分的认识。这次菅直人首相虽然在获得连任后表示“全体国民的信任是改变日本的基础”,但实际上有很多投票者根本不是为了改变日本,而是为了日本不再度换相才支持他的,所以菅直人这次最大的“票仓”就是基层的党员。不仅是选民,甚至民主党内部的许多人士也对这种政治游戏感到厌烦了。有位党内人士跟我说,“中国的每个五年计划都产生了高速公路和铁路,日本在这期间只产生了若干位前首相”。首相是日本政府的最高首脑,过于频繁的换相对政府的伤害可想而知。只有国内政局在一定程度上变得稳定,外交上才能形成比较一贯的政策,在国际上保住国家的形象。菅直人的连任也许未必是中国最希望的结果,但对在谈判桌前已经取得了不少进展的双方外交官来说,日方政策的连贯性应该是好事。
另一个影响外交进程的内部因素是双方的体制差异。过去,多数中国人不关心日本的行政制度和司法制度,把政治家、公务员、外交官、检察官全当成笼统的“官”来看待,觉得他们既然是官就会受到某种统一领导,中国外交部门只要和这个统一的领导机关交涉就行了。但是这次事件与以往东海上的巡逻船、调查船之间的对峙不同,船只毕竟相撞了,日方已经采取了法律措施,把撞船事件的处理变成了一个涉及外交、司法和行政的综合性问题,单靠外交手段已经很难奏效了。日本的体制是,外交由政府负责,而司法系统完全独立于政府,而决定拘留渔船船长的检察官和法官,甚至在司法系统内部都有相当高的自主性。他们在办案的过程中只从法律本身出发,不承认政府具有法律之上的地位,日本法院可以审理“某某诉日本国”的案件,可以判决“日本国败诉”。日本国上了法院都能败诉,何况是不能上法院的外务省官员?于是,中方觉得谈判桌前的对手没有理会自己的紧迫要求,而日方则抱怨中方催得实在太急,相互的误解就发生了。好在现在日方已经送还了除船长之外的另外14名渔船船员,表明双方在形成共识方面已经有了很大进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