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初，新冠肺炎的出现把中国人带回到对2003年非典型性肺炎的恐慌中。跨越17年，社会环境与媒体环境发生巨大的改变，不变的是人们仍然被疫情期间出现的大量谣言所包围。正如卡普费雷指出：“早在文字出现之前，谣言就已经通过人们口耳相传而形成，大众媒介的出现未能消灭谣言，它只是使谣言更加专业化而已。”[1]比较不同时代条件下，两次疫情出现的谣言，有利于让我们更加清楚的认识谣言本身。分析谣言的产生与传播，让我们更有信心去完善应对谣言的机制。
谣言的传播过程：从传播滞后到瞬时传播
学者胡钰这样定义谣言：“谣言是一种以公开或非公开渠道传播的对公众感兴趣的事物、事件或问题的未经证实的阐述或诠释。”[2]谣言总是以“传播真相”的形式出现，在不同的媒介环境下其传播渠道并不是一成不变的。
关于药品使用预防肺炎的谣言在非典型性肺炎和新冠肺炎疫情的最初阶段都曾出现，以下简要分析两次谣言传播过程。
非典疫情期间的板蓝根谣言
年的12 月，广东出现了第一位非典病人，随后数名医护人员被传染，非典型性肺炎由此拉开序幕。面对疫情，政府和媒体并没有积极公开非典肺炎信息，而是遮掩、封锁相关信息。最终疫情信息的缺失导致人们转向谣言，在谣言中拼凑属于自己的真相。
“只和非典病人打个照面，或者同乘一辆公交车就会感染”、“该传染病来的很凶，也没办法治疗。”类似这样的谣言此起彼伏，内心的恐惧使人们失去理性和判断力，当“板蓝根可以预防非典肺炎”
这样的医疗性谣言出现后，人们仿佛抓住了一根救命稻草，开始疯狂的在药店哄抢板蓝根。
在“非典型肺炎”发生时，当时谣言最多的广州短消息中心一度瘫痪，板蓝根谣言的传播方式以人际传播为主。“人际传播是个人与个人之间的信息传播活动，其首要动机就是获得信息。人际传播分为两种方式，一种是面对面传播，另一种是借助某种有形的物吴雨虹（南京艺术学院 江苏南京 210013）
摘 要：无论是在非典疫情还是在新冠疫情期间，谣言总是伴随着病毒而滋生，在人们的生活中急剧扩散。在这两次疫情中出现了关于药物的谣言以及哄抢药品的集合性行为。探析两次疫情中药品谣言的传播过程、传播的原因与应对策略，有助于对新媒体环境下谣言的传播与控制。疫情期间，信息病毒迎来大爆发时期，治理信息疫情刻不容缓。从政府、媒体与受众角度分析辟谣过程的得与失，将会 为未来治理谣言带来新的启发。
关键词：网络媒体；药品谣言；非典型性肺炎；新冠肺炎作者简介：吴雨虹（1996-）女，汉族，江苏徐州人，戏剧与影视学硕士，单位：南京艺术学院传媒学院，研究方向：数字媒体艺术理论研究质媒介的传播。”[3]人是社会动物，要想在社会上生存，就必须及时获得生存所需要的信息，进而调节自身的行为适应新的变化。总之，获得信息使人们获得安全感。在疫情中更是如此。从亲朋好友的口中或者电话、短信里得知“板蓝根具有预防非典肺炎”的信息更具有说服力，这是人际传播的特性所决定。
新冠疫情期间的双黄连谣言
到2020年，人们处于新媒体环境，网络成为人们获取信息的主要来源。在2020年12月31日晚，新华视点在网上发布一条新闻报道称上海药物所、武汉病毒所联合发现中成药双黄连口服液可抑制新型冠状病毒。人民日报、澎湃新闻等媒体随后转发，该信息在网络上引起极大地关注，一度上升为微博热搜排行榜的第一名。新闻媒体没有对“抑制”做进一步解释，公众为新冠肺炎蔓延的恐惧所支配，极力渴望研制出预防肺炎的“灵丹妙药”，所以产生了“双黄连可以预防新冠肺炎”的谣言。与此同时，药店门口排起购买双黄连的长队，网上商城的双黄连也被一扫而空，甚至兽药双黄连、双黄连牙膏等只要与双黄连三个字沾边的商品也被抢空。在新媒体时代，网络具有传播速度快、传播范围广、使用门槛低等特点，大众传播的功效被放大，谣言在网络上“病毒式”扩散。
传播的原因：大众传媒的沉默与受众的轻信
在两次疫情中都出现关于使用药物的谣言并非巧合，背后的传播原因可以从谣言传播的公式入手进行分析。目前考察谣言发生和传播的通常采用的公式为：R=I*A*U（谣言流通量=与问题的关联度*社会成员的不安感*环境的不确定性）。疫情的发展与个体的生活息息相关，人们生活在忧惧之中。不法商家利用人们的恐慌心理，赋予某种药品特殊价值，利用各种渠道传播谣言，引发人们哄抢药品，以牟取利益。
新冠疫情期间的媒介流言与把关机制的弱化
非典肺炎爆发后，主流媒体一直没有发布有关非典的信息，2003年我国刚刚兴起互联网，网上关于非典的信息也是寥寥数个。大众传媒的失语，导致谣言爆发。赖特曾经围绕大众传播的社会功能提出了“四功能说”，他认为大众传播收集和传达外部与内部的信息，一是警戒外来威胁，二是满足社会的常规性活动的需要。在这个意义上，拉斯韦尔认为传播对社会起着一种“瞭望哨”的作用。
转而到2020新冠肺炎期间，媒体吸取了非典疫情的教训，在信息公开、辟谣等方面有所进步。但是，也存在一些问题。在双黄连事件中，我们可以发现，主流媒体的小失误，在网络上会被不断地放大，最后导致恶劣的社会后果。1月31日新华视点发出“上海药物所、武汉病毒所联合发现双黄连抑制新冠肺炎”，随后其他媒体进行转发，引起网络社会和现实社会激烈的波动。当天晚上，中新社国是直通车的媒体工作人员对上海药物所进行采访，相关人士强调：“抑制作用只是初步发现，对新冠肺炎病人效果到底如何，还要做大量的实验。可以抑制病毒，但也不能太拔高，因为科学的事情我们不想说得太过。”
相比于板蓝根谣言，双黄连谣言的影响力更大，这主要得力于网络媒介的助推。网络时代，更是个流量为王的时代，受众的注意力稀缺，媒体为迎合受众的兴趣而故意制造假新闻，或者捕风捉影的报道小道消息。新媒体技术给媒体工作者带来新的传播挑战，媒体不经过核查信息的真实性便发布新闻，把关人的作用被削弱。在疫情期间，对于疫情信息的过滤审查应该更加严格，人们如同惊弓之鸟，一点的风吹草动都可能会引起令人无法想象的蝴蝶效应。
被谣言裹挟的受众
非典肺炎期间谣言主要是通过手机短信息和口口相传来传播。这种双向传播，具有私密性，频繁的互动可能会强化双方对谣言的信念。从心理学上看，人们更愿意相信周围人所说的话。也就不难解释在2003年媒体并不十分发达的环境中，关于板蓝根的谣言肆虐全国、板蓝根卖脱销的原因了。受众作为信息的接收对象，并不是完全被动的。传播学者克罗斯认为谣言的能量有多大，既取决于真实信息的透明度，也取决于受众的判断水平。当受众不加判断的接受谣言，必将被谣言吞噬。
如今，网络信息繁杂，谣言传播的形式和内容更加复杂，真假信息难以分辨。媒介平台看似独立，具有多样性，但是都无法避免陷入追逐同一个热点的僵局中。人人都是自媒体的今天，受众具有强大的媒介接近权，因而更加积极的参与到信息的生产与传播过程。其中，绝大部分的信息生产者尚未经过专业的新闻技能训练，不具备专业的新闻把关人的素质，容易迷失在信息的海洋中，他们盲目的追随热点，对谣言视而不见，以讹传讹，最终导致受众深陷谣言漩涡。
“双黄连可抑制新冠肺炎”到“双黄连预防新冠肺炎”，谣言的来源的真实性模糊不清，流言自然变成谣言。受众打开网络，有关双黄连的流言与谣言大量混杂在网络空间，他们似乎只有选择相信的余地。有一部分半信半疑的人，他们也会参与抢购药品大大潮中，第三人效果理论认为人们对待大众传播的负面信息时总是高估媒介对他人的影响，低估媒介对自己的影响。他们判断其他受众会受双黄连信息影响而抢购双黄连，由于不愿意落于人后陷入被动，也会立即采取措施。以上种种所导致的集合行为，又反过来促进谣言的进一步传播。总之，受众不断的提高媒介素养，对信息进行理性甄别。媒介进化的同时，受众的媒介素养也要跟上。
对谣言的治理：谣言止于治理
在两次疫情中的关于药品谣言的原因具有相似性，但是媒体应对谣言的策略却大相径庭，公众面对谣言的态度也产生了微妙的变化。
非典肺炎期间对于谣言的弱治理
年12月出现非典疫情，但是却被拖延两个月才公开信息，媒体在最初也没有发挥舆论监督的作用，对于疫情不作为严重扰乱了社会秩序，给公民的生活带来极大的困扰。非典肺炎初期，掩盖疫情信息带来了严重的后果，全国出现抢购板蓝根的热潮，板蓝根涨价翻倍，供不应求。为稳定人心，“2003年2月10日《羊城晚报》
率先发布了《广东发现非典型肺炎病例》的消息。2月11日广州市政府召开新闻发布会，正式公布广州发生‘非典型性肺炎’，呼吁市民正确防范，勿信传言，”[4]由此，《南方日报》、《羊城晚报》等报纸进入到战役性报道的斗争中，报道关于非典疫情的各个方面。谣言止于公开，纸媒承担着辟谣和公开疫情信息的重要责任，板蓝根谣言最终被画上了终止符。
值得庆幸的是，两个月时间里政府与媒体可以拿出战斗的决心公开疫情信息，将战疫工作拉回正轨。总体上来说，政府与媒体面对疫情长时间保持缄默，直至最后局面失控才发声，处于被动地位，故非典期间对于谣言的治理属于弱治理。
新冠疫情期间对于谣言的强治理
年的今天，我们从17年前的非典型性肺炎中吸取教训，制定了相关的法律和制度，获得宝贵的战疫经验。
对造谣违法行为的法律制约。从新冠疫情发生到现在，政府更加重视对疫情谣言的治理。相比非典肺炎期间的短信造谣，如今谣言寄托于网络，造谣成本低，尤其在疫情期间，人们处在恐慌中，一条捏造的假信息或粗制滥造的截图都可以在网络上引起轩然大波。在微博、微信等媒介平台上关于疫情的谣言更加泛滥。2020年月6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印发《关于依法惩治妨害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防控违法犯罪的意见》，其中第二条第(六)款针对疫情防控期间造谣传谣的行为做了专门的规定，依法严惩造谣传谣犯罪。用法律来制约造谣者，将会从根源上减少造谣人数，还给网络一个清新的信息空间。
多样化的媒体辟谣平台。当下的媒体环境和大众的信息交流手段已经与非典疫情爆发时有所不同。尽管网络上谣言泛滥，但是治理谣言的手段多样化、效率高。媒体实时辟谣，辟谣几乎与造谣存在于同一时间。
新冠疫情期间，媒体辟谣成为抗击疫情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疫情初期，主流媒体、专业科学媒体、专业辟谣平台、搜索平台迅速反应，纷纷搭建 24 小时实时辟谣平台应对‘信息疫情’。”[5]新华社新闻客户端在主页面设置“求证”栏目。求证栏目分为我要求证、证实、不实、回应四个部分，页面简洁易懂，内容实时更新。人们可以选择输入求证信息向权威求证，解决自己的困惑，也可以浏览被证实过的谣言，以防被类似谣言欺骗。微博是一个基于用户关系进行信息分享、传播以及获取的平台。近年来成为人们获取信息的主要方式之一，微博在公共危机事件中的作用尤为突出，官方媒体可以使用微博及时发布权威信息，进行舆论引导。
新闻媒体在干预社会事务中具有第三方的独特优势，而第三方是一个社会最重要的公信资源。[6]新华视点在1月31日的22:36发布上海药物所称双黄连抑制新冠肺炎的有关消息，2月1日0：37丁香医生发布微博指出上海药物所发布的信息不谨慎，双黄连具有抗击新冠病毒的功能并没有任何临床数据支持，许多网友进行转发点赞来表示支持。次日，人民日报发微博称“抑制并不等于预防和治疗！特别提醒：请勿抢购自行服用双黄连口服液”，即时进行舆论引导，抢购双黄连的闹剧就此结束。法律对谣言的制约与政府及时公布疫情信息，官媒和自媒体团结抗疫、治理谣言，是新冠疫情期间对于谣言强治理的基础。
在抗疫战中，我们抗击的不仅仅是生物病毒，还在抗击谣言这种“信息病毒”。虽然板蓝根谣言和双黄连谣言有着截然不同的传播方式，但是这种“信息病毒”的本质是类似的。世界卫生组织提出新冠肺炎疫情是一场抗击新冠病毒疫情，更是一场与谣言战斗的信息疫情。在疫情中，仅仅依靠“谣言止于智者”不再有效，需要政府、媒体、受众联合起来主动出击，让谣言无所遁形。
通过两次疫情谣言传播的比较，我们发现我国的辟谣机制不断完善：政府更加重视，媒体责任感在强化，受众辨别信息能力提高。在非典型性肺炎的谣言治理失误为新冠肺炎疫情谣言治理带来了经验，我们相信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对于谣言的整治方式也将会给今后的辟谣带来启发。
参考文献
卡普费雷（法）. 谣言：世界最古老的传媒［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
胡钰.大众传播效果［M］北京：新华出版社，2000：
郭庆光.传播学教程［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
蔡铭泽 何又华. 羊城十日观报记——广州三大报“非典型肺炎”事件报道评析［J］中国记者，
江苏佳. 信息疫情：新冠肺炎疫情谣言传播及应对研究［J］科普研究，
沈正赋. 突发公共事件的危机管理、舆情应对和共情传播——基于新冠肺炎疫情的检视与思考［J］对外传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