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险决策视角下的就业行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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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引言
    就业是民生之本，就业问题是关系社会稳定与发展的重要问题。近几年，我国就业形势日趋严峻，受金融危机影响，就业压力日趋扩大，2009年高校应届毕业生达到了610万，约是2003年的3倍，与此同时就业率却不断下降。失业也是关系就业的一个重要问题，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08年我国城镇登记失业率为4.2%，较2007年4.0%的数据，上升了0.2个百分点。失业会给社会带来不和谐的因素，如社会不稳定、违法犯罪的数量增加等，同时也会严重威胁到个体身心健康，有调查显示失业对于个人的危害等于每天吸20包烟的危害，而且会导致疾病的增加和自杀数量的攀升等等。全球都在采取积极措施去增加就业率，降低失业率，进而减少可能会给国家和社会带来的危害。
    相对国外就业现状而言，在我国，缺乏技能而学历偏低的民工大量回流，而高学历低年龄的毕业生却存在求职无门的状况，隐蔽性失业进一步公开化，农村中的剩余劳动力数量不断增加且需要转移等等。总体说来，我国求职就业问题存在的一些特殊性主要表现在如下方面:
    第一，尽管市场经济引导中国就业市场，但是这种就业市场的自由度并不明朗。家庭背景、社会关系等个体外在因素影响甚至左右求职者的职业选择结果。例如，2009年国内知名调查公司新生代调查显示，缺乏工作经验和社会关系是当前大学生认为最重要的两个因素。这两者都体现了社会影响在人们就业过程中的重要性，结果是一些家庭背景优越的大学生并不发愁找工作，而相反，那些家庭经济状况差或缺乏社会关系的求职者则面临着找工作毫无结果。
    第二，政策与制度对求职就业者的影响深刻且切实。为了挽救低迷的就业市场，国家政府出台一系列促进就业的政策。例如，2009年教育部发布了《国家促进普通高校毕业生就业政策公告》，国家对到基层、到中西部地区、到中小企业就业、应征人伍、参加国家、地方重大科研项目以及家庭困难的五类大学毕业生将分别给予各种不同程度的优惠政策。同时，各地方政府也出台不同措施鼓励各种类型求职者就业。这些政策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就业压力，解决了一些实际问题。此外，与劳动者息息相关的劳动法，由于存在诸多欠缺和弊端，难以适应时代发展要求，在2008年得到修改与完善，更加保障了劳动者的权益。我们可以看出，这些政策与制度更多服务于宏观经济政策和调控。
    二、理论基础
    (一)就业决策是一种风险行为
    上述对我国就业状况的特殊性分析促进我们做出两点思考:第一，政策制定与实施需要考虑甚至满足就业者的心理需求;第二，对就业问题思考的思路需要重新架构。基于此，我们提出，人们选择自己的职业实质上是一种风险行为，这是因为在人们的就业决策中包含了决策的两个重要的变量:第一，一些对个人而言重要的结果，例如工作薪水、发展机会、就业地点等;第二，结果与概率的不确定性。
    首先，人们的职业行为是一种职业选择和决策。现在，求职者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一块被搬来搬去的“砖”，当前，他们拥有不同的就业渠道和机会，面临多种职业选择，比如，是选择留守在大城市还是到小城镇或乡村寻求发展机会;是选择在外资企业还是到国有企业接受锻炼等。早期的职业选择理论便从决策过程来探讨人们的职业选择行为。例如，在整个职业决策过程，决策者首先要认识到做出一个决策的必要性，接着明确决策的目标或目的;其次，收集数据并查看可能的行动方案;第三，根据数据来决定可能的行动方案、结果及可能结果;第四，关注他或她的价值观系统;第五，做出一个决定，并评估这个决定可能成为最终决定还是待审查的决定。职业选择还意味着人们在不同属性上进行比较，比如比较两个工作机会在薪酬、福利、价值观、发展机会等方面上的差异。
    其次，职业决策过程包含了不确定性和风险。例如各种备择选项(即工作机会)相对期望、获得可接受的工作的时间框架等。对于高校毕业生，他们通常面临的是初次就业，不确定性更高，风险更大，发展机会、企业未来发展、薪酬、离家距离等是他们必然要考虑到的因素。对于失业人员，他们面临的是再次就业。初次就业或前次就业经历给他们再就业对结果的考虑赋予更高的权重。一些结果(比如工作满意、生活满意、财政情况、成长机会、家庭情况)都受到就业决策的影响。不再拥有或者寻求稳定的工作成为与传统的职业决策理论关键差异。
    行为决策的研究表明，潜在结果、对潜在结果期望的不确定性、对结果实现的不可控性这三个决策要素都会导致一个决策更为风险或更少风险。前面对我国当前就业问题特殊性分析指出，外在的社会因素以及政策制度乃至社会风气对个体带来不确定性以及个体对结果实现不可控。由于我国地区间经济存在一定的差异，(多数)个体求职者宁愿选择留守大城市，也不愿意到小城镇或乡村就业。由于与自己已接受教育的职业期望差异很大，选择到小城镇或乡村意味着专业转型或重新学习，他们会对自己未来允满迷茫。另外，政策与制度对个体的限制性凸现了个体对结果实现的不可控性。工作能力在基层未必能够得到充分的发挥，由于传统观念的存在，一些制度与政策以及隐性工作观念又限制了人才流动。一些行业人才流动增加不仅显现出行业间就业的差异，而且也说明政策对这些领域存在一定的盲点。因此，对个体求职者而言，接受政策扶持的就业未必是一件明智的事情。

    (二)风险决策及其理论
    大量研究考察了在不确定和风险条件下的决策。许多研究关注风险偏好的规范性理论。规范性决策理论强调结果概率、期望价值以及理性决策的重要性。理性决策规则是考虑到结果的概率，计算各备择选项的期望价值，选择最高期望值的那个备择选项。例如，职业选择可以遵循序列排除法，这是因为每个职业选择都有一系列的属性，在选择过程的每个阶段，每个属性的重要性成为保留或排除选项的标准。通过逐个排除与个体的偏好不相容的选项来实现目标。总之，早期的期望效用理论和理性选择理论需要满足三个条件。第一，选择环境更不具有社会性。第二，情境使得一项决策任务的经济结构尤其凸显。第三，这一情境要求对决策进行细致的评估或计算。
    大量实证研究表明，决策者会偏离理性决策。例如，仅改变语言描述的方向就会导致人们做出相左的决策，这就是在学术界影响很大的框架效应。这些现象明显地违背了经济学的确定性原则。诺贝尔奖获得者卡尼曼等提出的前景理论(Prospect theory)指出，决策者经常偏离规范性理论。确定性效应假设，决策者对确定性结果赋予更高权重，这样确定性提高了对收益的吸引和对损失的厌恶。收益和损失是相对于当前参照点来做出评价的。损失要比收益有着更大的影响力，这样，损失一定量的物品的痛苦要大于获得同等量的物品的快乐。
    博弈论亦为我们理解在社会情境中人们的决策行为提供了理论支持。人们在面临相互冲突的目标情境时经常会进行博弈。就业行为中经常会面临这种左右为难的情境，人们是选择有发展前景的职业还是选择安稳的职业。选择有发展前景的职业，意味着收入更高，但是面临更大的风险;而选择安稳的职业则意味着收人不是很高，但生活缺乏乐趣。囚徒困境、公共物品困境、资源困境等都是博弈的形式，并且受到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心理学等多个学科的关注。个体差异变量、社会结构、任务结构等因素都会影响人们在面临这种冲突情境时的决策。研究还发现，人们对结构相同的资源困境和公共物品困境的反应并不一致。与行为决策理论对传统规范理论研究的批驳相一致，这些证据表明，人们在进行实际的行为决策时，个人对其自身、环境以及任务特征的知觉和偏好影响甚至左右他们的决策结果。
    三、求职风险决策:整合与应用
    我们有理由相信，风险决策的理论和研究对于我们理解人们求职决策有着重要的意义。综合而言，在组织情境中，风险行为主要由风险倾向和风险认知两个因素决定。人们是否选择某种职业，受到其自身的就业风险倾向和对就业的风险认知共同的直接影响;而个体差异、参照体系、决策情境、社会影响等重要因素分别不同程度地作用于求职风险倾向和风险认知，构成了职业选择行为的远端影响因素。
    我们认为，风险认知和风险倾向构成职业选择行为的直接决定因素。风险倾向是指在特定情境中人们寻求风险或回避风险的倾向性。一些人倾向于寻求风险，选择具有刺激性、高风险的职业或行业，而另一些人则可能倾向于逃避风险，他们可能会选择一些传统保守的职业，例如更愿意接受离家比较近的职业。风险认知则是对某一情境的风险程度的评估，求职者会估计未来职业不确定程度的概率，这种不确定性在多大程度上是可控的，在这些评估中他们的信心程度有多大等。风险认知体现了情境对个体求职者的影响，人们并非是一成不变地遵守个体倾向性做出决策。风险倾向胜与风险知觉也是存在一定联系的，通常，规避风险的人会知觉到更风险，而寻求风险者则知觉到更少风险。
    我们假设，个体差异、参照体系、决策情境、社会影响等因素构成了求职决策的远端影响因素。虽然研究在不同程度上支持这些因素与职业选择存在一定程度的关系，但是，它们更直接作用于人们的求职风险倾向和风险认知。这种作用对不同的因素是不同程度的。更实际地理解求职决策需要超越个体差异变量和个人参照体系。因此，决策情境和社会影响对求职风险倾向和风险认知以及求职行为(至少在我们所处的这种文化情境中)有着更为显著的作用。
    首先，个体差异变量是理解风险倾向的一个关键因素。研究表明，个体差异影响求职行为和风险决策。例如，有研究从人格特质、类化预期、自我评定、动机、社会背景和传记变量等6个方面考察了个体差异变量对求职行为的影响，结果发现，个性维度(像外向和责任心)、自尊、自我效能等与求职行为有着高相关。这些研究结果说明了个体差异变量对求职行为的重要影响，但是，我们认为，一旦人们将求职行为看作是一种风险，那么这些个体差异变量与求职行为之间并不存在直接的相关，因为个体差异变量与人们求职风险倾向之间存在一定的相关。首先，研究表明，一些人要比另一些人在其信念、态度和行为方面表现得更为一致，这种表现称为风险偏好，它是在不同情境中表现出的风险寻求或风险回避的稳定的气质。风险偏好与求职风险倾向正相关。其次，就业期望影响求职风险倾向。个体求职者对未来的职业生涯及其发展的高期望可能会降低他们的求职风险倾向，他们通常能够细致地考虑各备择职业，规划自己的未来生涯发展。然而现实很有可能是，期望越大，失望越大。再次，自我效能指人们对组织和实施所要得到的行为结果的能力的信念，它决定人们将付出多大努力，以及在遇到障碍或不愉快的经历时，人们能够坚持多久。在进行职业选择时，人们会首先估计自己的能力。人们倾向于承担并执行那些他们认为能力所及的任务和情境，回避那些他们认为超过其能力所及的事情。而如果选择那些超出自己能力所及的职业，这必然是一种风险，求职风险倾向高的人可能依然做出这样的选择，将其视为乐趣和挑战。 其次，个人参照体系提供了人们解释情境的一个认知参考，参照体系既会影响风险倾向也会影响求职风险认知。在个人参照体系中，下面三个因素尤为突出。1.求职惰性。它是指人们处理相似风险情境的一种习惯性方式。例如，从心理上讲下岗失业人员有着复杂的工作经验，具有多次求职经历的人也可能产生比较强的求职惰性，他们更不愿意再冒风险。2.结果历史。它是指先前相似情景中风险决策成功或失败经历。通常，成功会导致对未来决策做出相似的风险倾向;失败则导致风险倾向更大的变化性。3.问题领域熟悉性。它是指对相似决策的熟悉或了解程度。通常，高熟悉性由于过分自信导致低估风险;而低熟悉性则由于不完善的估量而导致低估风险。
    第三，人们所做出的决策发生可以在许多情境因素中，这些情境特征(比如问题的本质)会显著地影响到人们的风险偏好。例如，个人环境是一种情境特征，它影响人们对工作的知觉、态度乃至最终的行为(如是否选择这份工作)。这样，决策情景通过风险倾向和风险认知塑造并影响了是否选择某种行为。从外在环境来说，求职者可供选择的职业或岗位机会不可忽视。当前管理者和政策制定者最为关心的一种解决措施之一便是社会和企业努力为求职者提供或创造更多的行业和岗位，以此缓解或解决当前所面临的就业问题。然而通常，选择的目标越多，人们的风险认知越高。另外，根据前景理论的研究发现，如何表述在损失或收益领域里的各种工作机会对求职者而言非常重要。例如，如果结合企业文化强调IT业是一个高收入的行业，则人们可能更倾向于低估其风险;而如果强调其是一个不稳定的行业，那么人们便会认为丛事IT业是存在高风险的职业。因此，人们如何知觉职业，或者职业给人们带来什么样的信息，这样的特征能够显著地影响人们的职业选择。

    第四，生活中一些人能够影响决策者对风险的认知，包括重要的人、社会等，他们的观点和规范构成社会影响的核心，并且对人们做出决定的方式产生作用，尤其是求职风险决策，其中，社会规范，社会支持与人一职匹配是三个基本的社会影响变量。社会规范为求职者提供了在既定社会背景下求职者该做什么和不该做什么的标准。社会支持说明求职者在多大程度上从重要他人那里得到他所需要的支持。研究表明，知觉到组织支持不会促进员工的组织公民行为，但是与领导的个人关系则能够促进组织公民行为。对失业人员的访谈表明，来自家庭负担、经济压力是失业人员的主要压力源，而且，这些因素也对他们的求职行为产生重要的影响四。社会关系可以看作是求职者的重要的社会支持，具有广泛社会支持的求职者通常能够找到更优越的工作或岗位，而这一点，在国内对求职者的求职风险认知和职业选择有着不可低估的影响。最后，匹配的概念在风险决策情境中有着更大的解释力，传统的职业理论中都非常强调匹配的作用。工作投人理论认为，员工的价值和目标必须与组织的整体文化相匹配。其他方面的匹配也是重要的。例如，员工与客户、员工与社区之间的匹配也很重要。员工与情境的匹配越大，那么他们知觉到低的风险，从而选择这一职业的可能性越大。
    我们所阐述的这一理论框架基于就业是一种风险这样的观点，从风险决策的角度分析了求职决策的影响因素，其超越理性的职业选择理论之处在于它考虑到人们在实际决策中的一些偏离理性，而且，这些偏离(或称异象)既显著又寻常;其超越一些规范理论(如计划行为理论)之处在于它既考虑到个体内在的因素又考虑到外在环境因素对个体行为的影响，而且，结合求职者所面临的特殊社会环境，我们认为，这些因素的影响也并非是同等重要的。在中国当前特定的社会文化背景下，决策情境(例如社会环境、政策与制度等)和社会影响(如社会人际关系等)两个因素对人们的就业决策的影响力要远远大于个体差异变量和个人参照体系。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这一理论框架并非预测所有人终生的求职行为，但是它有助于解释当前社会环境中那些面临多种职业选择的人的求职决策，比如大学生求职就业问题、高层次人才就业与再就业等。这些群体的工作价值不再是满足基本的生理需要，而可能是追求自我实现。相比较而言，他们在求职过程中会更多考虑到个体差异因素以及个人对外在环境的知觉和偏好、行为结果对自己发展所带来的风险(包括利害关系等)等。此外，因为当人们的职业行为发展到一定阶段，他们的社会目标和人生发展目标均不同。因此，也有可能，处于职业发展早期阶段的人们在选择职业时更可能符合我们的理论框架。
    四、管理建议
    已有很多研究宏观地、系统地探讨我国当前的就业问题，例如国内有学者曾系统地分析了我国大学生就业指导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需要通过系统的、多学科联合等方式进行大学生就业研究。尽管这种宏观探索以及宏观政策调控必不可少，但从微观角度来阐释就业行为能够更全面地帮助我们理解就业问题，促进其得到解决。因此，本文从风险角度来理解人们的就业行为有着重要的意义。中国特定的情境和文化产生一些社会心理现象，这些现象必须要结合当事人自身的特征，这对于政策制定者而言，无疑是需要重视的。我们认为，一个关键问题是，行政管理部门所制定的政策如何既能促进就业率又能提高就业效率，从而提高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的利用率。鉴于此，我们认为以下几个方面值得考虑。
    首先，政策制定需要遵循科学规律，关注个体决策过程。在理性决策理论的指导下，人们遵从规范性的职业选择路径，而宏观的就业政策往往忽略个体心理对求职的作用，这些就业政策制定通常是强调转变求职者的就业观念。然而，首先，这些规范性的理论受到越来越多的质疑，而且也不乏非常有影响力的成果出现(例如，前面提过的卡尼曼等提出了前景理论，并且获得诺贝尔奖)。其次，正如“水往低处流，人往高处走”这样的常识，选择适合自己的职业，选择有利于自己发展的职业已成为当今职业选择的一个准则。一些政策制度的设计符合社会的理念，例如先就业后择业非常适合初次就业者，灵活就业伴随市场经济发展逐步得到社会的普遍认同。然而，需要注意的是，在具体执行这些政策的过程中，政策制定者首先应该做到的是改变自己的就业观念，在强调求职者转变就业观念的同时，也应该考虑作为政策制定者本身需要转变就业观念，接纳求职者的心理和态度，理解他们实际的而非应该的职业选择和决策行为，并从其实际情况制定出相得益彰的解决方案和措施。
    其次，职业教育与宣传指导必不可少，但在实际操作中更应该注重政策的执行力度，提供有效的发展环境。政府及相应机关的作用不仅仅应该是加大宏观调控，还要为年轻的生力军提供充分的发展空间。例如，根据经济学的边际分析法，大学生就业时选择到社会最需要的地方去，从短期利益考虑，其效用不高，但是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从长远利益考虑，其个人发展的潜力大。无论是政策制定方面，还是从大学生自身方面，近几年的政策都能够体现出这一经济法则。然而，作为个体就业者而言，他们所要考虑的不仅仅是长期发展的问题，还有短期内个人生存问题以及长期发展实现的可信度。只有政策结合个体的实际需要，才能有效地提高就业效率。
    第三，创造平等、自由的竞争环境。社会上一些不正之风会利用不完善的就业制度渗透到求职者就业领域，例如，“优生推荐”、“优生优选”等原则实践中没能得到很好的体现，这种现实存在的问题影响了个体的社会规范知觉、求职公平认知等，造成部分个体心理失衡。而根据我们的理论框架以及一些实证研究结果，这些外在的环境因素尽管是职业决策的远端因素，却是比个体内在因素更为重要的影响因素，它们甚至能够影响到个体求职自我效能、风险倾向等。因此，规范就业市场，开展公平竞争，不仅有利于个体建立和培养符合社会规范的就业观念和就业价值，也有助于降低人们对就业风险的认知和评估，进而提高就业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