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 言
“课程思政”是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导下，将立德树人作为根本任务的一种新时代背景下全新的教育理念。它要求包括思政类课程在内的所有课程发挥育人功能，将思政教育和价值观引导、渗透、贯穿到教育教学的全过程，即通过构建全员、全程、全课程育人的“三全育人”格局来形成各类课程与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协同效应。
这一理念在为高校的日语教育提供新思路的同时也为日语教学带来了新的挑战。目前已有不少学者和教师围绕高校日语专业“课程思政”教学改革问题进行了探索和研究，并取得了一些研究成果。其中，杜云的《日语专业“高级日语”课程思政教学改革研究》、崔沫舒的《从思政课程角度看日语翻译课程改革》等研究，以日语专业的某一门课程为例,探索了课堂教学中思政教育的路径；马莹的《高校日语课程思政教学改革的实践研究》、张嘉伦的《浅论“课程思政”视角下在外语教学中提升文化自觉与自信——以日语入门教学为例》等研究则以日语专业的某一年级为例,分析了目前国内几所大学的“课程思政”教学改革案例。
日语专业作为我国外语专业的一个重要分支，其思政教学改革极为重要。而遍览国内学者的研究，对这一方面进行深入分析的研究成果较为缺乏，大部分研究的视角仅仅停留在当前的日语教育。
回顾我国从清末到现在的百年日语教育史，可发现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的日语教育具有不同的形态，但其中的脉络一直都与思想政治教育具有极为密切的关联性。本文试图通过回顾我国百年日语教育史，分析其中与思想政治相关的因素，以此提炼出目前我国高校日语专业“课程思政”的必要性和重要意义。笔者从事国内高校日语教学工作已有十余年。主要研究方向为日语教育，即研究我国日语教育史以及当前的日语教育，因此对于我国日语专业的发展史和基本情况有所了解。下面，笔者将我国的日语教育史主要分为两个历史阶段，即从日俄战争时期日本在我国强制性地推行日语教育到二战结束为止为第一阶段、从1949年中国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到现在为第二阶段，并分别分析各阶段我国日语教育的情况。
近代日本在我国侵占地推行的日语教育
日本近代对外侵略扩张时期，为了把殖民地、占领地人民“炼徐雄彬
（东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 吉林省长春市 130024）摘 要：在高校日语专业进行“课程思政”建设，有助于守好意识形态阵地，有助于培养担当中华民族复兴大任的新时代外语人才。该文通过将日俄战争以来我国的百年日语教育史放入视域内，并考察不同历史阶段日语教育中存在的问题，以期分析出当前我国高校日语专业进行“课程思政”的必要性及相关措施。
关键词：日语教育史；高校；日语专业；课程思政；必要性作者简介：徐雄彬（1978）男，朝鲜族，博士，东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日语系教师，研究方向：日韩两国思想政治教育。
成纯正的日本人”，便奉行“国语政策”，向其推广日语。无论是战前战时为了提高政策执行力，还是战后为了反思历史，日本的对外日语教育一直都是一个备受重视的研究领域。 日本强制性地在我国推行日语教育始于日俄战争时期，到1945年日本战败为止。这段历史时期大致可依照其特点分为四个阶段，具体如下：
日语教育的实践阶段：探求殖民教育的可行性。早在日俄战争时期，日本就开始对旅大地区的我国人民实施以“亲日”为目的的日语教育，而后又将其推行到了满铁附属地。几乎同一时期，在吉林省延边地区，日本以“间岛所属问题尚未解决”“保护韩民”
为借口非法设立“统监府间岛派出所”，并开始了对朝鲜族的殖民教育。因殖民统治尚不稳固，日本未敢操之过急，借鉴其在中国台湾、朝鲜半岛推行奴化教育的经验，以培养中国人的“亲日”感情为目的，开展并实施日语教育。
构建以日语教育为重点的金字塔型殖民教育体系阶段：建立制度与目标。日本通过“九·一八”事变侵占我国东北后，在伪满洲国建立了基于日语教育的殖民教育体系。这一时期日本对东北各民族的民族等级划分和分而治之政策体现在殖民教育体系中。对日本人的教育目标是通过加强“忠君爱国”与“乡土化”相结合的国语教育，将其培养成统治东北的殖民主义者。被定为“准日本人”的朝鲜族处于第二等级，日本对其实施的日语教育程度高于汉、满、蒙等其他被统治的民族。作为“王道教育”基础的日语教育所肩负的使命，是将日本人的思维模式、认知模式和价值观灌输给被统治者，实现同化，通过“国民”的“安分守己”来维持伪满等级制社会秩序和伦理道德体系。这一时期，日本通过日语殖民教育在我国东北埋下了民族矛盾的种子，以此初步实现了分而治之的殖民政策。
贯彻日语殖民教育阶段：教化出“良民”。“七·七”事变后，日本把中国东北变为扩大侵略的兵站基地。这一时期学校教育的教育目标是将学生培养成为“大东亚圣战”服务的“人才”“皇军”。
在日语教科书中，天皇以“英勇的皇军”形象出现，关于战争和军事训练的内容也大幅增加。同时，为了使朝鲜族成为侵华战争的帮凶，日本对其全面实施了高度“皇民化”政策，强制采取“创氏改名”、禁用朝鲜语的同时强制要求使用日语等措施。据伪满洲国“新学制”的规定，被统治民族的学校将日语作为“国语”之一，这说明作为“王道教育”基础的日语教育已成为伪满“皇民化”教育的基础和重点。日本企图通过日语教育，培养能懂日语的不智不愚的“顺民”“良民”，因此对除日语以外的其他科目极不重视。这一时期，日本控制下的伪蒙疆、华北伪政权、汪伪政权也在其统治区实施了日语教育，但其程度略低于中国东北地区。以此，日本在我国广大的侵占区确立了较为“完善的”奴化教育体系。
“战时体制”下强化日语殖民教育阶段：强加“忠良国民”之“义务”。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东北人民的抗日情绪日益高涨。为稳定战争后方、挟持我国人民为侵略战争服务，日本要求学校教育与战争需求相对接。比如，为此将伪满洲国的教育司升格为文教部并强化了战时体制教育。泯灭东北青少年的民族意识和国家观念，使其成为日本帝国主义的“忠良国民”并为战争“服务”成为这时期日语教育的主要目标。在日语教科书中有关“唯神之道”的内容大幅增加，将“天照大神”说成是宇宙间最高的神，是日本皇室的“祖神”，并说明凭借“天照大神”的神威和日本天皇的保护才诞生了“满洲国”。此外，“忠君报国”、军事教育等也成为日语教育的重要内容之一。日语课在总课时中所占比例也再次增加。
如上所述，日本化、差别化和军事化，形成了三位一体的日本殖民教育体系，折射出日本对我国被侵占地人民“灭魂”的教育特性。它是一套严密的教育体系,具有欺骗性、强制性等特点,旨在泯灭我国人民的国家观念和民族意识,使人民陷入没有知识、没有爱国精神的愚昧境地,沦为被日本化的奴隶，其手段极为残暴、血腥。
这种日语教育驯化出了一批连自己民族语言都说不好的“日本化”
的被殖民者和亲日分子。
新中国成立后的日语教育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尤其是以1972年中日两国建交和年改革开放为主要转折点，我国高校的日语教育从个别几所高校扩大到众多高校，由本科教育上升到研究生教育，逐步形成了较为完善的体系。至今为止，日语教育虽然规模上已经达到相当的程度，但在内部结构、层次等方面仍存在不少问题。下面主要围绕思想道德教育方面存在的问题展开讨论。
目前我国高校日语专业普遍缺失思想道德建设。这不仅是日语专业的事，其实是整个高校的事，也是从小学到高校整个国家教学体系的事。从小学到高中，学生、家长和教师追求的是“得高分，考上名牌学校”；把迅速地、大量地掌握教科书知识作为主要学习方式；片面只将成绩高的学生被视为“好学生”，忽略对学生的思辨能力培养和思想道德教育。那么考上大学以后，学生之前的学习方法有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呢？从目前我国日语专业的情况来看，未必可说是发生了大的变化，在很大程度上可能还是继续以考试为目标的学习方式。这种现象横跨课堂内外，在课堂教学和学生的课外生活两方面均有体现。
课堂教学
教科书是进行教学活动的主要工具之一，但日语专业普遍缺乏根据我国国情编写的教科书。国内500多所日语专业（本科）一般都设有语言、文学、社会与文化以及翻译等方面的课程。而国内日语专业教科书编写较为落后，有不少学校直接从日本引进原版教材或相关内容的书籍作为教科书使用。这些引进的教科书是针对日本人编写的，是强调“日本”的教材。比如，关于日本文化的教科书中，将历史上日本从中国等周边国家引进优秀文明的部分，未进行说明或简略地概述，给人的印象是这些都是日本的文化和文明，这对学生专业知识掌握和历史观形成都会产生负面影响。因此，教科书的编写工作亟待重视和解决。
）教师过度地重视和强调学生牢固掌握专业知识，而容易忽略对学生思辨能力的培养和正确价值观的指引。在教师的观念中，学生在日语听、说、读、写的各个方面要达到一定的标准并在考试中取得好成绩就可称为“达标”。相对地容易忽视教学内容中的“日本元素”和“中国元素”的划分、知识点背后的文化背景以及价值观指引等问题。如果未进行系统的讲解，学生容易理解成教师讲的知识点都是“日本的”。因此，部分学生对教科书中经常出现的“茶道”“香道”“剑道”“空手道”“禅学”等内容了解不深，甚至认为那是纯粹的日本文化，不知道其来源是中国。因日本语言文化相关的课程教学难度较大，部分学校直接把这些课程交给日本外教来上（一般每个学校日语专业都有1-3名日本外交）。外教作为日本人，自然站在日本人立场上教授日本文化、强调日本文化。虽然有的学校因重视对学生的思想道德指导，由中国老师来上这类课，但由于教师对日本文化中的“中国元素”理解不深，实际上也成为“纯日本文化”的传播者。因此，教师的观念和教学水平有待提高。
）考试过度重视单一的专业知识。日语专业的考试除了专业科目的考试以外、还有专业四级考试和八级考试、国际日本语能力考试、实用日本语鉴定考试（J.TEST）等各种认定学生专业水平的国内国际考试。考试过分强调“量化”和“目标管理”，造成考核内容只停留在专业知识和技能层面上，忽视价值性知识和更深层次的思想因素。在试卷中，一般测试学生理解能力和思维能力的是阅读理解题，但这些题大部分从日本的教科书中直接引用过来的，中国教师自己编写的题目则较少。那么，学生只能按照日本式的思维模式去理解和判断阅读理解题。这种思维模式自然与中国人习惯的路径相去甚远，但由于考试成绩，直接影响到学生毕业后的就业和考研。甚至还有因专业课考试不及格重新选修后延迟毕业的情况。因此，为了毕业以后的出路学生拼命地背单词、读课文、练口语、掌握日语语言知识和日本文学文化知识，这样不仅能够在平时的专业课考试中取得好成绩，而且毕业时面对出国留学考试、日企招聘面试等各种考试中能够流畅地回答日本人面试官的问题。
这样，日语专业的学生不得不接受这种思维，拼命地把自己“日本化”，以求成为日语学习者中的“强者”。
学生的课外生活
课外时间，日本动漫、日本文学作品和小说成为学生深入了解日本、丰富日本相关知识的主要途径之一，占据了学生大部分课外时间。其实，学生中有不少人是从小观看日本动漫而喜欢日本的，也有学生称选择日语专业的原因是因为喜欢日本动漫。考上大学以后，他们也易于将对日本的兴趣从动漫扩大到文学作品和小说。
这些喜欢日本的“热情”和好感容易导致学生不加过滤地接受日本思想文化，有一定的的危险性。何况，在日本有战略的、有步骤的对我国进行文化渗透的今天。早在冷战结束后，日本政府就认识到文化软实力的巨大影响力，在“文化立国”口号下出台一系列重要的文化政策和方针，并全面规划文化对外传播战略。之后日本不断加强和完善文化对外输出政策，在2007年出台的《关于文化艺术振兴的基本方法》的方针中规定：“……通过推进国际文化交流促进世界对日本文化的理解，提升日本的国际形象”，并在2009年发布的《加强对日本文化的理解和关注的文化传播措施》报告中还指出：
通过将日本独特的传统文化广泛传播到世界，确立日本在世界上的地位，还指出对日本关注度高的国家，针对其关注领域和关注群体进行具体规划，要有战略性地传播日本文化。中国自然地成为主要的推广对象国之一，而日本语教育和动漫则是日本的文化海外推广的主要部分之一，这也是对我国日语专业学生影响较大的部分。在日本政府和动漫公司的精心策划之下，日本在“先进”“文明”“正义”的主题之下，将日本人的历史观、审美观以及善恶观念等价值判断标准精巧地包装和粉饰后不动声色地、潜移默化地灌输给我国青少年和大学生群体，以此实现巨额的经济利润的同时在我国培养出一大批“日本文化迷”“日本迷”。日本设计的文化产品，其中除了日本独特的文化和价值观部分以外，还有人类共同创造的文明和借用我国文化的部分。学生通过日本的作品看到这些，容易错误地认为那些是“日本的”；日本有很多以三国志、西游记等传统中国文化为背景的作品，学生在惊叹日本精美的设计之余，可能会对现阶段相对较为落后的我国有所失望。此外，为了迎合青春期学生的“口味”，日本在文化作品中还设有了不少涉及性暗示，血腥暴力等低俗内容，也产生了许多不良影响
高校日语专业进行课程思政的必要性和措施
日语专业思政教育的必要性
纵观上述我国百年日语教育史，我们就会发现不同历史阶段的日语教育在具有不同点的同时也有共性：近代日本在我国侵占地推行的日语教育是以武力为后盾，以强制的、欺骗的手段进行的，教育内容为日语语言、日本人的生活习惯和价值观、日本文化以及日本军国主义思想，为了生存人们只能被迫接受这种教育；新中国成立以后的日语教育是我们主动进行的，虽然并没有直观上日本逼迫我们的成分，但学生为了毕业后能够在日企工作、考研以及赴日留学而学习日语，学习的内容为日语语言和日本文化等内容。前者具有强制性，而后者具有主动性，但学习的内容比较接近；前者是日本要把我们“日本人化”，而后者具有我们自己把自己“日本人化”的倾向；前者是日本在我国部分侵占区推行的教育，由于我们的抵抗因素，其教育效果有限，并且随着日本的战败就停了下来，而后者是在全国范围内我们主动积极地进行日语教育，完全自愿地进行。
并且，目前日本将文化输出作为国策，以和平的方式向我国推广和渗透其本国文化和价值观，其影响力不容小视，已对我国造成了一定程度上的冲击。与之前的强制性推广相比，形式不一样，但在目的和具体内容方面存在某些共性。
由此能看出，后者中蕴含的问题的隐蔽性强，负面影响也可能较大。如从上述分析中能看出，因课堂教学中存在的各种问题以及学生的生活被日语和日本文化被“包围”，出现了学生“日本人化”
的现象：学生日语水平“突飞猛进”，但中文水平基本停留在中学阶段或者倒退；开口就滔滔不绝的说日本，变成“日本通”，但对中国的事连基本国策都不懂；在学校的公选课中（选课全校各个专业的学生），老师马上能认出谁是日语专业的学生，因为学生的言行举止像日本人；本科毕业后学生留日升学，不愿意回国的人不在少数，他们认为日本好，想在日本生活一辈子，甚至公开批评中国的“落后”；留日中国学生说中文时，混用日语单词，比如“我明天去参加一家餐饮店的面接”（“面接”是日语单词，翻译成中文是“面试”）等。这些现象，让人不得不产生疑问：日语专业培养的是中国人还是日本人？！
长期以来，我国日语教育只强调学习和吸收日本的先进文化，而忽视了育人环节。我们应在日常的教学环节中将知识传授与思想道德教育、价值观引导融为一体，以此提高学生的文化素养和思想道德素质。同时，我们要在日本的语言文学中找出“中国元素”，使学生了解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增强学生的文化自信，进而提升弘扬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继承和发展优秀文化的文化自觉性。此外，在日语教学中我们应引导学生批判地看待日本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通过辩证地吸收日本文化，使学生形成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
日语专业思政教育的内涵
日语专业思政教育，就是在专业课课程中努力实现思想政治教育与知识体系教育的有机结合，不仅要传授知识和方法，还要做好价值引领，从而实现立德树人的根本育人任务。笔者认为，从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课程思政”的重要论述来看，高校日语专业思政教育的主要内涵应包含以下几个部分：能全面理解“不忘历史、真爱和平”深刻内涵；能在教师的引领下正确看待、理解和分析课程中出现的文化现象,并通过和中国相关文化进行对比的方式讲好中国故事，增强“四个自信”；树立为实现伟大的“中国梦”而艰苦奋斗的理想信念；能积极弘扬伟大的爱国主义精神、树立高度的国家安全观、积极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能积极参与课堂讨论，具有团队协作精神、创新思维及自主实践意识。
使思政元素与日语专业课程有机融合
本文从课程内容改革、提升教师素养、改进教学方法等三个维度分析使思政元素与日语专业课程有机融合的措施。其中，课程包括日语专业所有的课程，以下主要以语言类课程、文化类课程、翻译类课程为例进行分析。
课程内容改革
（1）语言类课程。日语产生之初是没有文字的，直至中国的汉字大量传入日本，使日语终于有了文字的载体。在语言类课程中，《日语语言学概论》、《日语词汇学》、《日语语义学》《语言与跨文化交际》《日语语言学专题讨论》《日汉语言对比研究》等课程应注重以下几个方面的教授内容：①文字来源。教师在讲授日语的“假名”、汉字（大多源于汉语的繁体字）的时候，要系统地讲解其来源，让学生了解日语对汉语的依存度，从而使学生深刻认识到汉语的博大精深。②词汇来源。教师在讲解日语词汇时，要有效地引导学生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看待中日两国词汇之间的关系,以及使学生了解我国悠久的语言对日本的深远影响。同时，教师有必要向学生介绍部分从日本传过来的现代汉语中的词汇。
（2）文化类课程。在《日本概况》、《日本社会与文化》、《日本文化概论》、《中国文化概论》、《中日比较文化》、《跨文化交际》
等日本文化相关课程中，教师要重申中日两国悠久的交往历史、明确中国的优秀文化对日本文化的深刻影响、梳理现代日本文化中的中国优秀文化因素，有利于日语专业学生在学习日语的同时树立起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自豪感和民族自信心，从而客观正确地看待日本文化。
（3）翻译类课程。日语专业的学生应该“学好日语，用日语讲好中国故事”。为此，只具备语言能力和文化知识是不够的，还需要有一定的翻译技巧才能够让更多的日本人和学习日语的外国人愿意倾听中国故事。翻译课的《日语笔译理论与实践》、《日语口译理论与实践》《翻译理论与技巧》等课程是高年级的核心课程，包括笔译和口译两个方面,其主要教授内容为词、句、文章的翻译以及各类不同文体的翻译。由于目前我国高校日语专业的翻译课程过多地使用以日本文学作品和小说为题材的教材，今后我们要选择和编写与中国故事、中国文化相关的教材、应用翻译型的教材以及与时事政治相关的教材。
提升教师素养
教师在“授业解惑”之余也要担起“传道”重任。国内的日语教师普遍具有多年的留日经历，在留学期间较容易放松对思想政治理论的学习，回国后又忙于教学工作。因此，他们的思想政治素养和思想政治理论水平有待提高。教师通过参与学习学校集体培训、思政教师讲座、党员教师的引领以及其他途径探索提高自身思政素养的方法。与此同时，日语教师要熟悉中国传统文化、中国的历史以及各地的风土人情等，这样才能在教学中更好地与日本文化进行比较。
改进教学方法
改进教学方法也是思政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摒弃传统的填鸭式教学模式，以现代化的教学理念为指导，创新教学方法，以此提高学生对课堂教学的兴趣是教学方法改革的主要目标之一。如果在日语课程中生硬地加入思政教育，非但达不到育人的目的，还会使学生产生抵触心理。因此，如何通过教学方法的改革使学生主动学习并积极参与教学活动，使学生真正成为课堂的主体,也是课程思政的主要内容之一。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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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沫舒：《从思政课程角度看日语翻译课程改革》，《课程教育研究》2019年第3期。
马莹：《高校日语课程思政教学改革的实践研究》，《教学研究》2019年7月。
张嘉伦：《浅论“课程思政”视角下在外语教学中提升文化自觉与自信——以日语入门教学为例》，《甘肃高师学报》2018年第1期。
徐雄彬：《日语教育与‘皇民’驯化——近代日本对中国东北朝鲜族的文化殖民》，第3页（齐红深教授写的序言），未出版。
参考了以下文献：竹中宪一『“满洲”教育的基础研究（共卷）』柏書房、2000年；卢鸿德主编：《日本侵略东北教育史》，辽宁人民出版社，1995年；武强：《日本侵华时期殖民教育政策》，辽宁教育出版社，1994年；徐敏民『戦前中国における日本語教育』MT出版、年；朴今海：《伪满时期日本帝国主义对东北朝鲜族的“皇民化”政策》，《社会科学战线》2004年第4期。
徐雄彬、金香兰：《基于与英国比较下的日本殖民教育政策的特征》，《文学教育》2017年6月，第155页。
赵敬：《冷战后日本的文化对外传播战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11年第4期，第132页。
赵敬：《冷战后日本的文化对外传播战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11年第4期，第133-134页。
程志燕：《日本战后日语教育国际化》，《日本问题研究》
年第3期。
中央宣传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国外文局编：《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
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年；杨晓慧主编：《习近平总书记教育重要论述讲义》，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20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