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贝尔奖的6大争议

本文转自网易
争议1：追求理想主义与不漏掉大师，哪个更重要？
在阿尔弗雷德·诺贝尔的遗嘱中，他写道，诺贝尔文学奖应颁发给“在文学界创作出带有理想倾向的出色作品”的作家。 在瑞典原文里，“idealisk”含有“理想主义”的意思。 在1901年诺贝尔文学奖首次颁发后的20世纪头20年里，瑞典文学院 几近刻板地遵循着“指向理想主义”的标准，诺贝尔文学奖的首名获奖者、法国诗人普吕多姆，正是因作品含有大量理想主义描写而获奖。

此后100多年，瑞典文学院据此标准把奖项授予来自世界各地的106名作家，却有几位重要的大师被排除在外。1901年至1912年，瑞典文学院评委们对理想主义的保守解读盛行，带有浪漫色彩、语言精致的理想主义风格才是他们所倡导的。在当时采用的甄选标准下，列夫·托尔斯泰、马克·吐温和亨利·易卜生等作家的提名均没通过。日渐累积的争议促使文学院重新诠释理想主义，更多关注权力下个人命运的作品进入候选名单，但却引发了另一个问题：文学奖的评选出现了“政治化”倾向。
   
诺贝尔在遗嘱里表明，诺奖将一分为五，其中一份奖励给“在文学界创作出具有理想倾向的最佳作品的人”。
      
    
     
争议2：诺贝尔文学奖是欧洲人专属，还是属于全世界？
人们对诺贝尔文学奖最猛烈的攻击之一，是它的严重“欧洲化”倾向。瑞典文学院常务秘书长恩达尔就公开指责过，文学奖的评判标准过于欧洲化。 作为一项针对全球作家的奖项，过去20年内将奖项授予13位欧洲作家， 历史上有多达6位本国籍（瑞典）的作家被授予此殊荣，比整个亚洲的得主人数都多。有批评者指出，托尔斯泰和契诃夫始终没能获奖，与评委里来对俄罗斯文化反感也有关系。面对频繁的批评，瑞典文学院的评委们似乎并不担心，“翻译跟不上”几乎已成为他们回应指责最常用的理由。

争议3：“道德力量”能否超越文学价值而成为获奖理由？
与评奖“欧洲化”的指责相比，如何在文学价值和作品题材之间取舍，可能是更让评委们头疼的问题。纵观诺贝尔文学奖历届公布的获奖陈述便能发现，早期的得主大多因“文字细腻”、“描写生动”、“开创新的写作手法”等理由获奖，到20世纪中下叶，作品的题材和写作背景则开始越来越被看中。前苏联作家索尔仁尼琴在1970年的获奖就曾引起争议。他的作品以揭露现实著称，却与奖项一贯倡导的文学风格不相称。批评者质疑，获奖理由中提到的“道德力量”，到底是否足以让索尔仁尼琴获奖？
   
诺贝尔博物馆的墙上写着这么一句话：“那些已被证明的事物，从前曾经只存在于人们的想像之中”。
     
争议4：个人经历是不是文学奖评选应该考虑的因素之一？
当略萨被宣布为今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时，委员会对他的获奖原因描述是“对权力结构制图学般的细腻描述和他对个人的抵制、反抗和挫败形象的尖锐刻画”。但奖项揭晓后，还是让很多秘鲁政客还是吃了一惊：那个主张“激进主义”不被民众买账、竞选总统失败的政治家，还能成诺奖得主？

略萨似乎不以为然，他曾表示，“我不是一个（优秀的）政治家，却可以是个（出色的）作家”；他还透露，与其欧洲同行相比，评委会在对他审核时有点过于强调他要负担的社会责任了。个人经历在文学奖评奖时是否被过分考虑，也是学界对奖项的重要争议。有人认为，如果一名作家劣迹斑斑，作品再好也不能让他得奖。但这一次，瑞典文学院显然和略萨站到了一边，他们似乎有意要说明：文学成就，根本不必与个人行为挂钩。《卫报》的一篇评论就对此称赞不已，称委员会的决定将有利于“他的小说回到其应有的（中心）位置上”。
略萨认为自己是个糟糕的政治家，但若没有那段经历，他也许就写不出来足以让他获奖的那些作品。
      
    
     
争议5：维持独立价值观的美好“愿望”真能实现吗？
尽管没有成文的条条框框，诺贝尔文学奖多年评奖展现出来的“标准”，已足够让批评的声音不绝于耳。瑞典文学院对独立的价值观的推崇，以及对文学作品“不为社会政治和现实所绑架”的倡导，就获得广泛肯定。 这也是为什么，代表现代日本文学两极的川端康成（传统文学代表）和大江健三郎（战后文学代表）能先后获奖，《静静的顿河》（有“农民作家”之称的苏联作家肖洛霍夫代表作）和《日瓦戈医生》（苏联诗人帕斯捷尔纳克代表作）两步作品都能获得评委的好评。争议不是没有。保证独立和不受政治干扰有技术难度。多数好的作品或产生于特殊的历史背景、取材于现实生活中的事件，绝对的独立几乎不存在。政治意向不一的评委，照样可能对“独立”作出有所偏颇的判断。

争议6：批评权威的“魔鬼”能被授予诺贝尔文学奖吗？
今年早些时候，葡萄牙作家若泽·萨拉马戈去世时，不少人依然觉得，他曾是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的事实匪夷所思。1998年获奖时，人们对他的定义是：一个顽固的马克思主义者，一个故意与欧盟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着干的“魔鬼”，一个作品不被本国文化部欢迎的作家。但瑞典文学院的评委们却不这么认为。他们指出，萨拉马戈非凡的想象力和难能可贵的同情心，使其作品能够向读者呈现复杂却真实的世界。作为无地农民的后代，萨拉马戈在数部作品中讲述了贫苦的人如何通过奋斗走出困境的故事；他把贫民比喻为蚂蚁，并最终战胜象征地主和秘密警察的昆虫。在这个“不受欢迎”的作家身上，诺贝尔文学奖却似乎看到了某种人性光辉。
   
作为共产主义信徒和穷人利益的维护者，若泽·萨拉马戈的身份让他与身边的主流显得有些格格不入。
 
 对理想主义的追求，既让诺贝尔文学奖评选出最不可思议的获奖者，也让很多被世界认可的作家与奖项擦身而过。 评选的标准自然难以统一，对这个奖项的争议也许永远无法停止。但对于能推动文学和社会进步的普世价值的诠释，自然是诺奖凌驾于其他具体标准之上更值得追求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