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理工大学传播科学与艺术学院，四川，成都 610000）
摘 要：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建设生态文明是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千年大计，充分表明了国家建设生态文明、实现绿色发展的决心。其中，绿色传播是生态文明建设的核心推动力量，它对舆论引导、宣传教育、环境监控等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在新媒体的背景下，绿色传播呈现出一片欣欣向荣的趋势，但随之也产生了新的阻碍与困境。因此，重新明确其概念内涵，探究新媒体场域下绿色传播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进而找出相应的对策，积极面对和抓住前所未有的挑战和机遇。
关键词：新媒体；绿色传播；实践发展
一、“绿色传播”概念的问世
最早提出“绿色传播”的概念是 1999 年，王英[1]
在对
《光明日报》6 月份所发表的环保报道分析“文明社会呼唤‘绿色传播’”一文中首次提出，即“环境保护的宣传报道”。
此概念基于 1999 年的《中国环境状况公报》，当年中国生态环境恶化的趋势刚刚有所好转，但仍然不容乐观，环境治理任务十分艰巨，学者们开始认识到环境问题的出现，需要通过传媒的宣传促进公众参与环境保护。2002 年起，经济高速增长，重化工业加快发展，给环境保护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压力，由此引发的公众事件频繁发生，带来了中国环境保护最为艰巨的十年。2004 年，庞毅和胡东林等
[2]
认为“绿色传播”已
不仅仅是对环境保护的宣传报道，而是“鉴于它对人们精神状态方面的深刻影响，主要指它对于人们精神生态的维护”。
2012 年，党的十八大把生态文明建设提升到“五位一体”战略高度，李正良等
[3]
学者梳理总结了“绿色传播”10 年间的
概念发展，定义其为：“绿色传播是指在可持续发展观念的指导下，绿色媒介组织通过低碳化、低污染、低耗能以及数字化技术，传播具真实性具品质感的内容，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纵观“绿色传播”概念内涵的发展，可以说是和中国的国情紧密相连的，
二、新时代下“绿色传播”的新的内涵
当前，在新时代下新媒体迅速发展，传播的互动性、灵动性、主动性大大增强，在此背景下，重新明确和发展“绿色传播”的概念内涵成为题中之义。
根据传媒发展现状和当前生态环境保护政策可提炼出当下“绿色传播”新的内涵：其一、绿色传播的早已不局限于生态环境保护、资源能源节约，而更多的侧重于精神文化上的架构，助力于推进生态文化建设、树立生态文明绿色发展理念、构建和谐健康安全生态系统。其二、绿色传播应打破原有的环境保护内容框架，上升至三个层面：第一层为自然生态系统：指在一定时间和空间范围内，依靠自然调节能力维持的相对稳定的生态系统，由生物、环境、矿产三部分组成；第二层为非自然生态系统：指以人类活动为生态环境中心，按照人类的理想要求建立的生态系统，由农田、绿化、湿地、水库、湖泊等组成；第三层为人文生态系统：指的是保障人人平等，自由、接受教育、人权和免受暴力的社会环境。
比如在雅安灾后重建的五年里，“生态雅安”、“雅安抗震救灾”等微博、微信公众号不间断地向公众传递着震后讯息，不仅仅强调自然生态系统的重建，更多强调的是精神层面的重建。在推进绿色生态的同时，不忘建设优美人文生态，和美社会生态。正是新媒体在传播中体现出来的人文关怀，才更加具有感染力，也得了不错的效果。
三、新媒体背景下“绿色传播”的困境
在新媒体背景下，原有的传播模式受到很大阻碍，这不仅归因于新媒体对传统媒体的冲击，更多的是绿色传播的内在结构与传播实践操作中的矛盾所导致。主要的原因有几点。
一是面对新的传播环境，媒体从业人员专业知识水平有限，缺乏对环境保护、生态文明、绿色发展正确的认知，由此导致信息传播专业性不足、传播内容有误等问题出现。新闻范围广泛，包含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历史、环保等，一条有意义的讯息必定是媒体工作者站在专业化、职业化的角度采写编评而成，随着互联网的高速发展，传播速度加快，在某一领域具有专业化知识的媒体工作者已是凤毛麟角，有关“绿色传播”的报道流于平面化，无法进行深入层次的报道，或者报道内容存在明显的专业知识的硬伤 [4]，导致信息传播碎片化、公众信任下降这种恶性循环的出现。而这些都是由于媒体从业人员专业素质不高引发的，这种只停留在环保政策告知、号召公众环保、表彰环保功绩的没有进行深入报道的新闻被称之为“浅绿色”，同济大学诸大建教授指出：“浅绿色环境观念是就环境论环境，较少探究工业化运动以来的人类发展方式是否存在问题，其结果是对旧的工业文明方式的调整或补充。”
二是新媒体环境下绿色传播实践“去中心化”。“把关人”
是由卢因在《群体生活的渠道》一文中提出的。卢因认为：“在研究群体传播时，信息的流动是在一些含有‘门区’的渠道里进行的，在这些渠道中，存在着一些把关人，只有符合群体规范或把关人价值标准的信息才能进入传播渠道。”新媒体冲破了传统媒体单向传播的结构转变为双向传播或网状结构，传播活动“去中心化”，“把关人”角色弱化，信息内容鱼目混珠。信息交互的每个结点都同时成为了传送点与接受点，每个人都可以在互联网发声成为传播者，海量信息的传播使得传统的“把关人”不能面面俱到，对事件的思想争锋不能形成一个统一的标准，信息把关的可行性降低，非专业传播者的参与尽管对绿色传播有着一定的价值，也使绿色传播的范围边界更加模糊，造成传播信息不准确，传播内容不专业，传播主体与正面宣传相悖的情况。
三是新媒体环境下信息传播深入浅出，内容碎片化。当今时代，公众注意力稀缺，话题热度周期短暂，信息的主要形式以公共更容易接受的短讯、图片、短视频为主，绿色传播也不乏很多只陈述事件，不做分析的“碎”新闻，例如：“河北宁晋红色污水浇地：井水泛红”；“全国人大代表张金海针对生活垃圾分类问题提出：‘可通过政策落实、科技创新等推进生活垃圾分类工作’”。这种单纯的曝光与陈述不缺乏由表及里的深度思考，不能促进环境问题的解决。在整个绿色传播场域内，信息量巨大，确不成系统，难免落入了碎片化的不良现状。
四、新媒体场域下“绿色传播”实践的机遇和挑战公众是生态文明环境利益的直接相关者，建设生态文明，离不开公众的参与。新媒体的多样性、互动性、包容性打破了以往传统媒体止步不前的状态，大大的调动了人们的积极性，为全民建设生态文明提供了大大的可能性，为绿色传播实践创新带来了新的出路
[5] 。
首先，“绿色传播”传播形式多样、传播内容丰富，使信息向立体化、可视化、互动化方向发展。新媒体打破了传统媒体单向的传播模式，借助于互联网 + 的迅速发展，跟随大数据、云算、VR、AI 等技术的深度爆发，各类图片、视频、漫画、H5 等在各个微信、微博、抖音等 APP 新媒体平台上更加便捷的出现，这些打破传统媒体的缺陷，为绿色传播的目标实现提供了可能。
其次，“绿色传播”打破了时间和空域的限制。新媒体打破了原有的时间与空间的局限，使信息在不同阶层、不同地域的受众间快速传播。截止到 18 年底，全国 31 个省，338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环保部门，全部开通微信公众号、微博，各地环保组织也搭建起了微信公众平台，无不加强了绿色传播的及时性，广阔性，扩了大绿色传播的影响力[6] 。
再次，新媒体成为连接政府、企业、专家、公众等不同社会角色的纽带。为绿色传播提供了引导舆论、实时监控的良好平台。尤其可以通过披露一些违法排污、破坏生态环境、破坏自然资源的行为，形成强大的社会舆论压力，依托公众舆论对环境破坏行为进行监控和监测，督促相关部门重视并解决问题，调动了公众参与环境保护的积极性，营造了公众监督的氛围
[7] 。扩大了公众的环境知情权，促进了环境民主法治建设，为环保工作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
[8] 。
最后，在新媒体背景下，大数据建设、云计算以及人工智能技术的快速发展，各个学科交行呼应、各种知识融会贯通，新媒体融合发展进入 3.0 时代，这为绿色传播的跨领域发展创造了便利条件。这不仅为“绿色传播”提供源源不断的高素质人才，也为共同解决现代社会各类复杂问题创造了条件。
结语
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上做出重要指示，保持加强生态文明建设的战略定力，积极探索以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为导向的高质量发展新路。环境保护需要公众共同的参与，应植于每个人的意识当中，新媒体伴随着它的广泛性、及时性、互动性快速的发展，为“绿色传播”带来一定困境的同时，大大培养了公众的环保意识，为共同建造美丽中国打下基础。
参考文献：
[1] 王英 . 文明社会呼唤“绿色传播”—从光明日报看我国传媒的环保报道 [J]. 新闻记者，1999(12):50-51.
[2] 庞毅 胡东林 . 传媒产业发展呼唤绿色传播 [J]. 北方工业大学学报，2004(02):63-67.
[3] 李 正 良 , 刘 川 . 我 国 绿 色 传 播 理 念 与 践 行 [J]. 求索 ,2012(05):209-210.
[4] 刘翼 . 全媒体时代更需要“专家型记者”[J]. 青年记者 ,2016(28):63
[5] 张橦 . 新媒体助力绿色传播：以 2018 年环境日为例 [J].
环境教育 , 2018(07):60-63.
[6] 刘久明 贾小琴 . 大众传媒绿色传播的挑战与应对策略 [J].
传播力研究，2018(07):43.
[7] 王曦 , 刘翼 . 新媒介技术影响下的视觉新闻生产——以川报集团为例 [J]. 青年记者 ,2018(20):46.
[8] 刘翼 , 贺菲琳 . 屏幕生态系统下电视媒介的传播困境与对策[J]. 青年记者 ,2017(26):17-18.
作者简介：杨莎莎，女，1994 年生，成都理工大学传播学再读研究生，从事艺术传播和新闻传播方向的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