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主义对西方近代科学诞生的影响

　　[关键词]人文主义；西方近代科学；文艺复兴

　　Abstract：After the Renaissance，humanism gradually took root in the western society. Humanism not only liberated the western people and society from the religious and theological shackles of the Middle Ages，but also aroused the westerners’ fervor of exploring nature again and removed the various thought obstacles on the way of scientific research，thus giving a forceful boost to the birth of western science.

　　Key words：humanism；modern science；Renaissance

　　众所周知，西方近代科学是在经过了轰轰烈烈的文艺复兴运动后诞生的，而文艺复兴的发源地是意大利，与此相对应，意大利也是世界近代科学的第一个中心。从16世纪到17世纪初，无论是在杰出的科学家还是在取得的重大科学成就方面，意大利都是其他欧洲国家所望尘莫及的。人们几乎无需做缜密的研究和逻辑推理，仅凭直觉也可以感知到，西方近代科学的诞生与史无前例的文艺复兴运动之间必然存在密切关系。
　　为什么文艺复兴运动会促进西方近代科学的诞生呢?很显然，这是人文主义思潮的伟大功绩。关于这一点，哲学史家文德尔班说得非常清楚：“因为人文主义哲学运动内在的推动力也就是对崭新的世界知识的迫切需求，此种需求最后在自然科学的建立和自然科学按原则而扩展的过程中获得了实现。但是此事发生的方式和赖以完成的思想形式，在所有重要观点上，都表现出依赖于由于吸收了希腊哲学而产生的刺激因素。近代自然科学是人文主义的女儿。”[1]473在文德尔班看来，近代自然科学作为对自然界的认识，是通过人文主义哲学的推动来实现的，而人文主义与此相关的思想则是由于直接继承了古希腊的哲学思想，尤其是古希腊的人文主义思想。
　　英国科学史家丹皮尔就人文主义对西方近代科学的影响也作了类似的陈述：“但人文主义者毕竟为科学的未来的振兴铺平了道路，并且在开阔人们的心胸方面起了主要作用。只有心胸开阔了，才有可能建立科学。假如没有他们，具有科学头脑的人就很难摆脱神学成见的学术束缚；没有他们，外界的阻碍也许竟无法克服。”[2]157丹皮尔认为，西方近代科学的诞生主要归功于人文主义解放了人们的思想，使人们挣脱了宗教神学成见的桎梏，没有这一点，人们就不可能自由地进行探索，因而也不可能有近代科学的诞生。罗素说得更清楚：“文艺复兴思想家们再一次强调了以人为中心，在这样的思潮中，人的活动应当以其自身价值而受到重视，科学的探索因此也开始以新的惊人步伐向前迈进。”[3]
　　这充分说明，在西方学者看来，人文主义对西方近代科学的诞生产生了决定性影响。从科学史的实际情况看，人文主义对近代科学的诞生所起的促进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4个方面。
　　
　　一、人文主义为近代科学奠定了思想基础        论文发表时间

　　在中世纪的欧洲，宗教神学占据绝对统治地位，人们的言行都必须符合宗教教义，与宗教教义相悖的言论被称之为异端邪说。犯异端邪说罪的人轻则坐牢，重则被判火刑。其时，哲学成了“神学的婢女”。中世纪占主导地位的哲学体系经院哲学，实际上就是一种宗教神学体系，它的主要目的和功能就是为基督教教义作论证。
　　可想而知，在如此的社会背景下，在这样的思想禁锢中，人们要想沿着正确的道路探索自然界的奥秘是根本不可能的。原因很简单，人们研究和探索自然界缺乏坚实的思想基础。令人欣慰的是，文艺复兴运动中兴起的人文主义思想不仅为科学研究扫清了思想障碍，而且也为近代科学的诞生奠定了牢固的思想基础。
　　首先，人文主义思想使研究自然界合法化，并激励人们去努力探索自然界的奥秘。人文主义的核心就是提倡人性，鄙视神性；崇尚理性，摒弃神启；鼓吹个性解放和人的自由，反对宗教神学的束缚；注重现实世界，看轻来世和天堂。在这种思想的激励下，人们的注意力，人们研究问题的对象逐渐从天上转到地下，从注重上帝与人的关系转到人与人的关系和人与世界的关系上。一句话，人们的研究重点逐渐从宗教神学的思辨问题转向人生和社会所面临的现实问题。这样一来，在人文主义思想的推动下，古希腊人的那种注重研究自然界奥秘的传统在文艺复兴后得到了全面继承和发扬。人们把探索自然界看成是生活的一部分，看成是最有价值的事。因此，探索研究自然界不仅成为合法，而且成了人们热衷的事。
　　其次，人文主义思想为研究自然界提供了哲学辩护。谈到人文主义对西方近代科学的影响，我们不能不提到新柏拉图主义复活的作用。15世纪，佛罗伦萨建立起“柏拉图学院”，专门致力于研究柏拉图学说，“此种热忱堪与古代晚期对柏拉图的热忱相匹敌”[1]486。但是，“文艺复兴的新柏拉图主义者突出了宇宙之美；神性、太一对新柏拉图主义者来说，是一种崇高的宇宙统一体，繁多性谐和地孕育于其中；因此，新柏拉图主义者得以歌颂宇宙无边无际，引人神往；他陶醉于歌颂神性为普照的光的形而上学中”[1]487。这就是说，在新柏拉图主义者的眼里，上帝的本质与宇宙是合一的，神性实质上就体现在自然界的奥秘中，这无疑是一种泛神论的观点。这样，在文艺复兴时期，新柏拉图主义者作为人文主义思想的一支主要代表力量，为促进人们研究自然界提供了一种哲学上的辩护：因为上帝的本质或神性就存在于自然界中，自然界是上帝的映象，是上帝的创造物，因此我们要想认识上帝，认识神性，就只有研究自然界，舍此别无他途。
　　
　　二、人文主义为近代科学的诞生培育了人才       怎么发表论文
　　
　　在12—13世纪，欧洲主要国家陆续建立起了一大批大学。这些大学几乎都是由当时的教会所办，目的主要是为了培养神职人员。但是从13世纪到15世纪，欧洲又陆续办起了许多世俗学校，这些学校的目的主要不是培养神职人员，而是培养能够适应社会，能够为社会服务的各种有教养的人。在这些世俗学校里，人文主义思想教育占有重要地位，人文学科是学校的主要学习科目，这些学校的创立本身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受人文主义思想的影响。英国学者布洛克就指出：“不论人文主义者在其他问题上有什么分歧，他们全都(包括伊拉斯谟，也包括路德和梅兰克东)同意教育的重要性。在意大利，原来市镇办的学校都恢复了。开明的君主还创办了新的学校，他们自己的孩子同主要宫廷人员和市民的孩子一起，在那里跟着人文主义的教师学习。优秀的教师到处吃香。其他国家相继仿效，设立这种学校。”[4]42
　　由于受人文主义的影响，欧洲各国不仅创办了许多学校，而且学校里所讲授的内容同样受人文主义的影响。在此必须强调指出的是，受人文主义的影响，并不是说学校的教育内容仅仅涉及人文主义方面的知识。实际上，学校除了教授人文主义知识，灌输人文主义思想以外，还开设了其他许多有关自然哲学的课程。按照今天的学科分类，这些自然哲学知识包括几何学、数学、力学、物理学、植物学、动物学等等。因为在人文主义者看来，人有多方面的才能，但是只有通过教育才能使它们充分发挥或显示出来。正如布洛克所说：“人文主义的中心主题是人的潜力和创造能力。但是这种能力，包括塑造自己的能力，是潜伏的，需要唤醒，需要让它们表现出来，加以发展，而要达到这个目的就是教育。”[4]45这正是人文主义者特别注重教育的主要理由。
　　人文主义为西方近代科学的发展打下了教育基础。事实上，人文主义的教育观和教育内容不仅培养出了大量的艺术家、哲学家、思想家、政治家、历史学家，同时也培养出了一大批一流科学家。现在看来，没有人文主义传统在西方的全面继承和发扬，就不可能有近代意义上的学校和教育，当然就不可能诞生出像哥白尼、达·芬奇、伽利略、开普勒这样的科学人才；而没有这样一流的科学人才，近代科学的诞生就是一句空话。 

　　三、人文主义为近代科学的诞生营造了良好的学术氛围       论文发表代理
　　
　　对于学术进步而言，自由平等地争鸣、质疑、批判是极为重要的，因为不同理论和学说的自由平等争鸣，可以导致学术上的“优胜劣汰”。而且，不同理论、不同学说之间的相互争论很容易揭示出双方的漏洞和错误，从而非常有利于各自理论和学说的修正、完善和发展。相反，如果某一时期只准一种理论或一种学说存在，不准其他理论和学说与之争鸣，那么这无疑将严重阻碍学术的繁荣和发展。
　　近代以来，西方国家之所以在哲学、政治学、经济学、教育学、社会学、自然科学等各学科领域提出了一个又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新理论、新学说、新思想，其主要原因就是由于西方国家能够自由平等地相互争论，能够自由地提出个人的学术观点，自由地发表言论。或者说西方国家这种宽松的学术环境、学术氛围促进了学术的发展。英国经济学家J·S·穆勒就此曾说过一段发人深省的话：“从长期来说，一个国家的价值就是组成这个国家的个人的价值；一个国家如果为了要使它的人民成为它手中更加驯服的工具，哪怕是为了有益的目的，而使人民渺小，就会发现靠渺小的人民是不能完成伟大的事业的；它为了要达到机器的完善而牺牲了一切，到头来一无所获，因为它缺少活力，那是它为了机器更加顺利的工作而加以扼杀的。”[4]163
　　为什么西方国家近代以来在学术上能够自由平等地提出各自的学术观点，能够自由平等地争鸣呢?这又不得不归功于人文主义的影响。正如布洛克所指出：“在这个新世界里，到哪里去找人文主义传统呢?一个明显的答案是自由主义在创造这个新世界时所起的关键性作用。”[4]174西方人文主义传统从文艺复兴运动后到20世纪的几百年时间里，尽管经历了许多变化，但是有一点却是一贯的，这就是“自由主义”。从西方人文主义的发展历程来看，自由主义既是人文主义的一贯传统，也是人文主义的核心，因而对西方社会所产生的影响也最直接、最明显、最重要。这些影响几乎涉及政治、经济、教育、艺术甚至宗教等各个领域。
　　在学术上，自由主义使每一个人不仅能够自由地提出自己的见解，而且能够对任何权威发出挑战；使不同学派、不同理论、不同学说、不同观点能够平等地共存和相互争论。从科学史看，世界近代科学中心的转移与有关国家的自由、开放的程度呈明显的正相关。例如，世界第一个科学中心是意大利，维持的时间是1540—1610年。其原因显然是意大利作为文艺复兴的发源地，人文主义思想已深入人心，同时自由探索之风席卷全国，尤以佛罗伦萨为甚。而达·芬奇、伽利略两位科学巨匠恰恰就是佛罗伦萨人。
　　从世界科学中心转移的过程和原因看，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开放的民主政治制度和宽松自由的学术氛围是促进科学繁荣的重要条件，而这些正是人文主义传统所结出的果实。所以说，人文主义通过自由主义为促进近代科学的诞生作出了直接贡献。
　　
　　四、人文主义促进了科学方法论的诞生       中国学术论文发表网
　　
　　近代科学主要诞生于文艺复兴运动后的意大利，其奠基人是达·芬奇、哥白尼、开普勒、伽利略等人。按照今天的眼光看，说达·芬奇、哥白尼、开普勒、伽利略创立了近代科学，一方面是由于他们取得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科学成就，而更重要的另一方面则是由于他们创立了用适当的科学方法进行科学研究，从而为更有效地探索自然界奠定了方法论基础。
　　科学研究主要依赖两种方法：观察实验方法和逻辑方法(包括数学方法，因为数学本质上也是逻辑)，前者是获取经验材料或科学事实和进行科学检验的方法，后者是整理科学事实并建构理论体系的方法。在欧洲中世纪，由于宗教神学和经院哲学一统天下，除了与之相适应的那种抽象、空洞、思辨、脱离实际的繁琐论证方法外，实际的观察实验方法和严谨的逻辑推理方法几乎没有得到任何运用和发展。在欧洲中世纪漫长的近一千年时间里，科学之所以没有得到发展，其中一个主要原因就是科学方法上的缺陷。
　　经过文艺复兴运动，随着人文主义思想的广泛传播和逐渐被社会所接受，对人的价值的颂扬使人们越来越坚信人的潜能的无限作用和人的伟大。人的伟大就在于人能够思维，具有理智，因而能够进行各种创造活动，包括探索自然界奥秘的活动。而探索自然界奥秘的方法也同样是在人文主义思潮的影响下诞生的：先是以观察和实验为基础的经验方法，后来是经验方法和逻辑方法(数学方法)的结合。
　　对近代科学诞生作出早期贡献的人文主义者达·芬奇指出：“科学如果不是从实验中产生并以一种清晰实验结束，便是毫无用处的，充满谬误的，因为实验乃是确实性之母。”[2]165另一位对近代科学的诞生作出重大贡献的人是开普勒，他热衷于用数学方法来揭示自然界的奥秘。“开普勒深信上帝是依照完美的数的原则创造世界的，所以根本性的数学谐和，即所谓天体的音乐，乃是行星运动的真实的可以发现的原因。”[2]193开普勒运用数学方法对他的老师第谷留给他的大量天文观察资料进行了精确的分析研究，终于发现了行星运动三定律。后来，伟大的近代科学奠基人伽利略把实验方法和数学方法有机地结合起来，使近代科学彻底地走上了独立发展的道路。而更重要的是，伽利略为后来科学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方法论基础。关于这一点，与伽利略同时代人培根指出：“经验主义者好像蚂蚁，他们只是收集起来使用。理性主义者好像蜘蛛，他们从他们自己把网子造出来。但是蜜蜂则采取一种中间的道路。他从花园和田野里面的花采集材料，但是用他自己的一种力量来改变和消化这种材料。真正的哲学工作者也正像这样。因为它既不只是或不主要是依靠心智的力量，但它也不是从自然历史和机械实验中把材料收集起来，并且照原来的样子把它整个保存在记忆中。”[5]培根所说的进行科学研究所必须采取的蜜蜂的方法，实质就是指既要运用观察和实验方法收集经验材料，又要运用逻辑或数学方法对收集到的经验材料进行整理加工。科学史家丹皮尔也明确指出：“经院哲学不但过时而且陈腐了，哲学思想界正在震动，期待着变化，就在这时，培根指出了一条更广泛地更正确地认识自然界的大致上正确的康庄大道。”[2]192在这里，丹皮尔所说的培根所指出的正确认识自然界的正确道路显然就是指实验方法和逻辑、数学方法的结合。
　　因此我们说，近代科学的诞生应当归功于科学方法的创新和革命，而这些新的科学方法的创立则是人文主义的伟大功绩。
　　从以上讨论中我们不难看出，西方近代科学的诞生归功于人文主义思想的传播和深入人心，归功于人文主义对人的思想和行为的解放。值得指出的是，人文主义对后来西方科学的发展同样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很显然，这对我们促进科学的进步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参考文献]
　　[1]文德尔班.哲学史教程：下卷[M].罗达仁，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3.
　　[2]丹皮尔.科学史[M].李 珩，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5.
　　[3]罗 素.西方的智慧[M].崔权醴，译.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97：362.
　　[4]布洛克.西方人文主义传统[M].董乐山，译.北京：三联书店，1997.
　　[5]北京大学哲学系外国哲学史教研室.西方哲学原著选读：上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3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