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从文作品的女性美

在沈从文的小说里，我们可以看到他塑造了一系列女性形象。那土里土气的湘西女性中，既有纯情稚嫩的少女，又有饱经生活磨难甚至沉沦到生活底层的少妇、妓女。其人性的善良纯朴总闪烁着别样的光辉。那么为什么沈从文笔下的女性如此之美呢? 
　　 
　　一、创作了“景物即人”的独特小说模式 
　　 
　　营造气氛和描述人事几乎同等重要，环境是人物的外化，人物的衍生物，这一点在《边城》中尤为明显。小说从交代环境开始，为人物出场作背景。先由描写“茶峒”开始，自河街、吊角楼、妓女写了长长的几节，把边地茶峒独有的山光水色、地域风貌、地方风物、民风民俗等巧妙编制在一起，幻化成牧歌式的诗情画意，展现出一幅富于浓郁乡土气息和地方色彩的风俗画。接下来极其自然地写人：文章首先写翠翠常年便随祖父在渡船上生活。披星戴月，皮肤自然变得黑中泛红，显示出力与美。其次以青山绿水与眸子相对映，描绘明亮而幽深的眼睛，勾勒出纯洁而可爱的少女形象。进而以“黄麂”喻人，新鲜而又奇特，找到了善良、精明的同质性。这样。作者选取了自然环境中的三种典型事物，把一个勤劳、善良、精明、纯洁的山村少女形象描摹得像浮雕一样突现在读者面前，令人耳目一新。作者把翠翠与自然山川灵气融为一体，使翠翠更加焕发出青春的气息。但是《边城》中塑造的各色人物形象，表现出良好的道德风尚，是理想的人物范型。特别是作品的主人公生活在青山绿水的小溪边上的一条渡船上，祖孙二人渡着过往行人，过着清淡而孤苦的生活，这更具典型意义。这里把人与自然融合在一起写，找到了湘西少女翠翠的生活特点，既根源于自然、符合自然又超越自然。这种恬静的自然环境陶冶了少女们的性情。生活在湘西农村的乡下人，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终年以风雨为伴，与日月为伍，人与山与土地形成了一种天然联系。人离不开自然，自然养育了人，形成了人的生命和智慧。 
　　 
　　二、含蓄地心理描写 
　　 
　　古今中外描写爱情的小说，其令人百味不厌的是对情人心理的细腻描写。法国小说触及爱情时，笔致往往明快热烈，情男爱女那强烈的性意识被表现得淋漓尽致，这是西方文学的突出代表。中国小说更多的是含蓄的暗示，对人物性心理活动的表现与中华民族的审美习惯以及性观念大致和谐。中国现代作家受惠于五四文学传统，创作“人的文学”，在爱情描写上体现着人的个性解放这一时代精神。从郁达夫的《沉沦》、鲁迅的《伤逝》到茅盾的《蚀》三部曲，这一精神上的血缘关系一直被继承着。沈从文小说的爱情描写一方面体现了“人的解放”这一时代精神，另一方面，他也继承了中国古代艺术精神的传神含蓄这一艺术传统，小说中的爱情之页既有“放肆”之迹。又有含蓄之笔。根据不同的对象材料、要求变换笔墨。 
　　在描写少女爱情心理上更是含蓄而又热烈，令人回味无穷。沈从文描写翠翠这个人物，是从心理描写入手，把这个小女孩从情窦初开这一页慢慢翻开，完成了一部爱情心理觉醒之书。诱发她心事多变、情绪恍惚的原因是看划船比赛时因语误而骂了傩送，而傩送非但不生气，反而找人送她回家。沈从文用他特有的含蓄之笔只写了一句，说翠翠为了某一件只属于自己的事“沉默了一个夜晚”。引发我们展开想象的翅膀。留下了无穷的心理空间。沈从文对少女的爱情心理把握得非常准确。他非常熟悉翠翠式的湘西纯朴的纯情少女心态，人物的一笑一颦。一喜一忧，都含有独特的心理基础。翠翠爱着二老傩送，有时她会无缘无故地突然问：“爷爷，你的船是不是正在下青浪滩呢?”爷爷的船当然不会在青浪滩，只有傩送的船才在哪儿呢!一句无意的问话，袒露了一个少女的情怀，一位娇羞的少女形象跃然纸上。她明明在想着属于个人的故事，但当祖父问她时，她却轻轻地说：“在看水鸭子打架。”一句刻意的回答。证明着恋爱少女的娇羞，只是把心里秘密的故事深藏起来，不愿意倾诉。 
　　最精彩的是在写到少女们被爱情唤醒的心灵时，用了写梦的手法。“日有所思，夜有所梦。”梦境是人的潜意识不由自主的“告白”。沈从文也写梦，但他笔下少女翠翠的梦境描写完全在于表达一种诗意的情绪，是比喻，更是象征。二老月夜里唱的缠绵歌声催动了一颗少女的心，在梦中实现了平时不可能实现的愿望：飘然而飞，竟至摘下了一把自己非常喜爱的虎耳草：翠翠……梦中灵魂为一种美妙歌声浮起来，仿佛轻轻的各处飘着。上了白塔。下了菜园，到了船上，又复飞窜过悬崖半腰——去儆什么呢?摘虎耳草!白日里拉船时她仰头望着崖上那肥大虎耳草已极熟悉。崖壁三五丈高，平时攀折不到手，这时节却可以选顶大的叶子做伞。 
　　这个梦境说明翠翠还是一个童心未泯的小姑娘，这样就为爱情故事蒙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三三遇到城里青年后。也同样作了一个梦，梦见自己与青年为买不买鸡蛋而争吵，其实那是嗔怒，用自己看似恼怒的表现来表达自己无所适从的感觉。梦带给我们一个更加迷离的世界，让我们又看到了一个活生生、有血有肉的纯情少女。 
　　 
　　三、作者独特的“美”的创作观念 
　　 
　　创作观念于沈从文独特的人生阅历是分不开的。他生于荒僻而风光如画，富有传奇性的湘西凤凰县。身上流着苗、汉、土家各族的血液。14岁参军入伍，看惯了湘宾的雄武，以及各种迫害和杀戮的黑暗。从青年时代就充满了对政治的不信任，他自小谙熟川、湘、鄂、黔四省交界一带人民的爱恶哀乐的鲜明生活样式和吊脚楼淳朴的乡俗民风。因此。形成对民间的。世俗的东西具有特殊敏感的审美情趣。以后接受了“五四”文化运动中关于“人的文学”和“国民性改造”，以至“美育代替宗教”的传统。沈从文不主张革命性改造中国的道路，而主张经由文化改造人，改造生命，改造民族。 
　　至此，我们不得不对沈从文笔下的“生活”、“生命”这样两个至关重要的概念予以理论上的澄清。在沈从文的思想中，“生活”与“生命”既非种属关系，也非交叉关系，而是一种并列关系。“生活”是指人的衣食住行以及为了延续后代的婚姻行为，“生命”是人以自为状态存在的高级形态。人如果仅仅需要满足“生活”，便与动物无异；人一但被外界的物欲所左右，便失去了自己做为人的本质力量，人性就退化为兽性。正是在这种对立中，沈从文发现了生命的最初形式。“不信一切唯将生命贴近土地，与自然相邻，亦如自然一部分的。生命单纯庄严处，有时竟不可仿佛。”这是与自然契合的原始人性，即生命的最初形式，只不过是处于原始自在状态。“虽近生命本来”但尚不是自为状态。要达到“生命”，人必须摆脱金钱的奴役，保有纯朴的人性，并对自己的命运具有符合理性的自我认识与自觉驾驭。因此，人生由“生活”和“生命”两部分构成。人需要“生活”，更不能没有“生命”，“生命”使人摆脱单纯的兽性，它所含着人之所以为人的“人性”和超越具体人生形态的“神性”即理想。从“人性”到“神性”，这是生命的一种飞跃。 
　　基于这种认识。沈从文的人性美是以生命的自然形态显现的即“神在生命中”。企图用湘西世界保存的那种“善”那种“美”的自然生命形式作参照，来探求“民族品德的消失与重造”，探求人的重造这一过于沉重的题旨。在西南联大时，沈从文越发向“纯生命的文学”的思路发展，即不断探讨文学和生命的关系，而不是强化文学和社会和时代的关系。他明确表示文学的意义不仅仅在“社会道德一方面”，而要使“读者能从作品中接触另外一种人生，从这种人生景象中有所启示，对人生或生命能作更深一层的理解。”至于通过文学达到对“生命的明悟”，他又分成两层：“消极的使一个人从肉体理解人的神性和魔性如何相互为缘，并明白人生各种形式，扩大到个人生活经验以外。”而更积极的是，“激发生命离开一个动物人生观，向抽象发展与追求的欲望或意志。恰恰是人类一切进步的象征。我认为推动或执行这个工作，文学作品实在比别的东西更其相宜。”对艺术美的潜心探究和对生命神性的皈依使沈从文始终保持了一种艺术家的情感和心态，一切取舍是以自己的情感好恶为标准，而非出自于功利。恰恰乡村生命形式的美丽，实现了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的。本于自然回归自然的哲学。“湘西”就能代表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艺术的目的在于求得生命的永生——美的长存，这就是沈从文庞大的艺术世界建构工程一“希腊小庙”，“这神庙供奉的是‘人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