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王褒的文学创作及其在南北文风融合过程中的贡献

论文摘要：历来学界对于庾信的关注甚多，而对同样“牢笼于一代”的王褒论及较少。王褒的文学成就虽略逊于庾信，但他作为琅邪王氏的后代在北周的影响力却是超过庾信的，他在推动南北文学交融与发展的过程中起着关键的作用。王褒诗文风格在人北前后颇有不同，人北后的作品无不充满了羁旅之恨和乡关之思，呈现出雅健多悲的总体特征。
　　论文关键词：王褒；南北文风；交融；乡关之思
　　东晋南朝在文学方面获得了较大的发展，而十六国北朝自“永嘉之后，天下分崩，夷狄交驰，文章殄灭”。直到孝文帝时始重文学，“衣冠仰止，咸慕新风，律调颇殊，曲度遂改”，北朝所慕“新风”即指南朝文学风尚。在这一文风传输过程中，最直接的传播载体就是由南人北的文人，而对南北文学交融与发展推动和影响最大的当推“牢笼于一代”的名家庾信和王褒。作为中古时期影响最大、代表性最强的文化世族琅邪王氏之后代，王褒的文学成就虽然略逊于庾信，但他在北周的影响力却是超过庾信的。因而剖析和探讨王褒的诗歌创作及其在南北文风融合过程中的贡献显然是大有必要的。
　　一、“牢笼于一代”：王褒与南北文风的交融
　　据《北史》卷八三《文苑·王褒传》记载，王褒字子渊，琅邪临沂人，生卒年不详。受家学的影响和熏陶，王褒自幼富有文才，“七岁能属文”。他起家秘书郎，转太子舍人，后袭爵南昌县侯，历位宣城王文学等职。侯景之乱后，梁元帝萧绎嗣位于江陵，王褒乃举家西上，因与元帝有旧情，深受宠遇。王褒既在太子萧纲属下任过职，又为元帝萧绎所器重。萧纲和萧绎都倡导宫体诗，王褒自然深受宫体诗风的影响。在梁朝时，王褒就以文采富赡而享有盛誉，《北史·文苑·王褒传》称“褒既名家，文学优赡，当时成共推挹，故位望隆重，宠遇日甚”。可惜由于战乱等原因，王褒梁时所作，保存下来的甚少，有明确记载者为《燕歌行》，这是一首七言歌行体的边塞诗，创作后即产生很大影响。
　　《周书》卷四一《王褒传》云：“褒曾作《燕歌行》，妙尽关塞寒苦之状，元帝及诸文士并和之，而竞为凄切之词。”王褒运用了在写宫体诗的过程中所积累起来的手段和技巧来处理边塞题材，将边塞生活同闺中相思相结合，较为成功地刻划了一个丈夫从戎，独守空房的思妇复杂、细微的心理状况，其中对“孀闺泪尽”的妇女心态的描摹充分显现了南方文学的艺术技巧。总体看来，这首诗风格流转绮靡，特别讲究对仗和用典，音调流畅婉转，深具南方文学的写作技巧和审美情趣。
　　作为梁代重臣的王褒乃是因为都城江陵被西魏攻破而俘虏至北朝。《周书·王褒传》载，王褒等人到了长安之后，受到西魏丞相宇文泰的欢迎，后者甚至自称为王氏之甥，要王褒、王克等人“当以亲戚为情，勿以去乡介意”。北周地处关中这个文化上落后的地区，在攻克江陵以前，还没有值得一提的作家，诗赋的创作也处于一片沉寂之中。
　　当王褒等人来到北周，自然以文化上的优势受到尊崇，特别是在周明帝宇文毓和周武帝宇文邕执政期间。《北史·文苑·王褒传》载“明帝即位，笃好文学。时褒与庾信才名最高，特加亲待。帝每游宴，命褒赋诗谈论，恒在左右。”
　　《周书》卷四-(萧摄传》云：“及援入朝，属置露门学。高祖以掇与唐谨、元伟、王褒等四人俱为文学博士。”周武帝作《象经》，也指定由王褒为之作注。王褒引据该洽，甚见称赏。尤其是“建德以后，颇参朝议，凡大诏册，皆令褒具草”，这实际上等于把王褒的文风奉为典范。
　　王褒入北后，将南诗的风格也自然带到了北方，如其入北后所作《高句丽》诗：“萧萧易水生波，燕赵佳人自多。倾杯覆碗港港，垂手奉袖婆娑。不惜黄金散尽，只畏白日蹉跎。”首句化用诗句“风萧萧兮易水寒”，造成一种雄浑悲壮的气氛，但转而却于“燕赵”写其“佳人自多”。不仅如此，王褒还描绘了佳人轻盈的舞姿：“垂手奉袖婆娑”，南朝宫廷诗风的痕迹显然较为显明。全诗通篇采用双声叠韵字，音节婉转，表现出纯熟的写作技巧。这种南朝的诗风以及高超的写作技艺令文学创作颇为贫乏的北周王公贵族及文士耳目一新并欣然接受和学习，从而引发了学习模仿南方文学的风气，使得北周的文学形势为之一变。
　　《周书》卷四一史论云：“唯王褒、庾信奇才秀出，牢笼于一代。是时世宗雅词云委，滕、赵二王雕章间发，咸筑宫虚馆，有如布衣之交，由是朝廷之人，闾阎之士，莫不忘味于遗韵，眩睛于末光，犹丘陵之仰嵩岱，川流之宗溟渤也。”所云“世宗雅词云委”是指周明帝宇文毓。《周书》卷四《明帝纪》称其“善属文，词采温丽”，所谓“温丽”即指其诗文具有南朝风格。周明帝诗歌现存三首，其中就有《和王褒咏摘花诗》，诗云：“玉梳承花落，花落梳中芳。酒浮花不没，花含酒更香。”无论从题材还是情调上，完全是一派南歌风味，显然是模仿和学习王褒诗作的结果。除了周明帝外，王褒还与赵王宇文招有相互唱和之作，赵王诗已不存，王褒诗现存有《奉和赵王途中五韵诗》、《奉和赵王隐士诗》两首，前一首为军旅之作，后一首乃吟咏隐士之诗，但都具有流转纤柔的韵味，未脱南诗风气。虽然赵王此诗已不存，但从王褒和作中，我们不难推测出对王褒、庾信极为推崇的赵王所写诗什之内容以及它的艺术风格。一言以概之，王褒游宴赋诗以及同北周鲜卑贵族赠和酬唱的过程，其实也就是鲜卑贵族接受并学习南方汉文化的过程。
　　与此同时，因为自然环境、社会环境的改变，以及亡国寄居的生活经历所导致内在思想感情的变化，使得王褒入北后对现实的感受较深，诗风也逐渐发生了变化。如《渡河北》：“秋风吹木叶，还似洞庭波。常山临代郡，亭障绕黄河。心悲异方乐，肠断陇头歌。薄暮临征马，失道北山阿。”这首诗与柔媚艳丽的南朝宫体诗迥然不同，既有苍茫雄阔之美，又有沉郁悲凉之致，十分典型地表现了王褒诗风的转变。郑振铎先生在论及王褒、庾信人北后的创作时说：“这二人所作，原是齐、梁的正体，然到了北地之后，作风却俱大变了。由浮艳变到沉郁，由虚夸变到深刻，由泛泛的骈语，变到言必有物的美文。因此庾、王在公元554年后之作，遂在齐梁体中，达到了一个未之前有的最高成就。像那样的又深挚又美艳的作风，是六朝所绝罕见的。”可见，郑振铎先生对王褒、庾信二人人北后所创作的那些具有沉郁、刚健风格的诗歌予以了高度的评价。同时，这些诗作所体现出的纯熟的写作技巧又得益于南朝时的积累。因此，这些作品正是南北文风交融的产物。
　　二“乡关之思”：王褒的诗文创作
　　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北周诗》辑录王褒诗作48首。在这些现存诗作中有大量的赠和之作，而且绝大多数赠和的对象或为南方故友或同为被迫由南入北的文士，在这些作品中都寄寓着浓厚的乡关之思，这与《周书》的记载并不相符。据《周书·王褒传》记载，王褒等数十人被俘至长安后，西魏丞相宇文泰“授褒及克、殷不害等车骑大将军、仪同三司。常从容上席，资饩甚厚。褒等亦并荷恩眄，忘其羁旅焉”。根据《通典·职官二十一》所载，车骑大将军、仪同三司等均属九命，官职看似极高，实际上都是些空头衔，这从史传的其他记载中即可见出。如《周书》卷三o《于翼传》记载，周明帝雅爱文史，立麟趾学，在朝有艺业者，不限贵贱，皆预听焉，乃至萧据、王褒等与卑鄙之徒同为学士。于翼对此向明帝建议：“萧掇，梁之宗子；王褒，梁之公卿；今与趋走同侪，恐非尚贤尊爵之义。”又《周书》卷四七《艺术·姚僧垣传》载，执掌军国大权的宇文宪对名医姚僧垣的儿子姚最说：“尔博学高才，何如王褒、庾信，王庾名重两国，吾视之蔑如，接待资给非尔家比也。”由此来看，在注重实用的北周，这些由南入北之文士在政治地位上是受到一定歧视的。尤其是在人北初期，宇文泰虽然对他们敬礼有加，但并不赏识他们。周明帝即位后，因其笃好文学而对才名最高的王褒、庾信“特加亲待”，但也是把他们作为“有艺业者”，作为“赋诗谈论”的文学弄臣，作为宫廷的一种文化装点，在政治上并不加以委任。直到周武帝时期，这些入北文士才“咸居禄位”。王褒也是在周武帝保定中才授予属正五命的内史中大夫，此时他已人北十年。而上举宇文宪所言是在周武帝天和中，说明这时候北周当权者还有对王褒等人北文士采取轻视的态度。王褒在政治上真正被北周统治者所重视是在建德以后，“颇参朝议”。因而出身于名门大族、曾为梁朝重臣的王褒在北周的境遇和在南朝时实在无法相比，所以他人北后常有一种失落、感伤、悲凉的情绪，这与《周书》所言“忘其羁旅”是完全不相符的。相反地，其诗作中往往流露出浓郁的“乡关之思”。
王褒深深地怀念江南故国，这种乡关之思只有对南方故友或是对“同是天涯沦落人”，与自已一同俘虏至北的文人才能慨而发之，所以在与友人的赠和之作中王褒大都展露了人北后内心真实的思想与情怀。如《赠周处士诗》有云，“犹持汉使节，尚服楚臣冠。巢禽疑上幕，惊羽畏虚弹。
　　飞蓬去不已，客思渐无端”，他向江南故人周弘让倾诉了自己身在北国但心却向江南故国的情怀，以及羁旅异乡的忧惧和南归无望的感伤；在给同他一起入北的殷不害的和诗《和殷廷尉岁暮诗》中，王褒有云，“岁晚悲穷律，他乡念索居。寂寞灰心尽，摧残生意余”，述说了客居他乡心境的枯寂索寞；在《送别裴仪同涛》中，他向同是羁旅客乡即将出发戍边的故人裴氏袒露了浓浓的乡情：“行路皆兄弟，千里念相亲”；在给得以南归的王都官的赠别诗《别王都官诗》中，王褒将南归无望的自己称为“流客”、“离群”，一想到这次送别后，便是“河桥两堤绝”、“山川遥不见”，心中便无限凄楚。王褒在为客死异乡的故友所撰写的悼诗中，将这种痛切的感情表现得更为鲜明。如《送观宁侯葬诗》和《送刘中书葬诗》，观宁侯乃萧永，刘中书乃刘瑶，二人也都是被迫由南入北者。王褒以梁时旧职称之，其中可谓大有深意。这些由南人北之文士具有“畴昔同羁旅，辛苦涉凉喧”的共同命运以及“观风方听乐，垂泪遽伤魂”的共同情感，他们的客死异乡使得王褒自然联想到自己的将来，不可遏制地在悼诗中表达了“兔死狐悲”的凄寂伤感之情。
　　在《送观宁侯葬诗》结尾，王褒有云，“寂寥还盖静，荒茫归路昏。挽铎已流唱，歌童行自喧。眷言千载后，谁将游九原”，将那种茫然无所归宿的心情展露无遗，其中更以歌童的嬉闹反衬己之孤独、落寞。这一情感在《送刘中书葬诗》中表现的更为浓烈，特别是“书生空托梦，久客每思乡”两句，用温序死而思归的典故，借刘瑶而自伤，表达了强烈的思归之情。但北周的留而不遣让王褒南归的希望彻底破灭，“陵谷俄迁变，松柏易荒凉。题铭无复迹，何处验龟长”，想到多年后连墓前的碑上铭刻的文字都漶灭了，自己也将成为异乡的孤冢野鬼，心中之痛彻自不待言。因而王褒人北之后，诗中所饱含的沉郁、悲凉的气质，实有着浓烈的乡关之思的影响。故明人张溥在《王司空集题辞》中云：“盖(褒)外縻周爵，而情切土风，流离寄叹，亦徐孝穆之报尹义尚，庾子山之哀江南也。”
　　王褒诗作中还有一些咏物诗和山水景物诗，其中他人北后所作的咏物诗与以工细著称的齐梁咏物诗相比也有很大的不同。清代王夫之曾评论齐梁咏物诗的通病是单纯写物，他认为直到盛唐以后才有即物达情之作。实际上王褒的《咏雁诗》已是一典型的即物达情之作。诗人借咏雁表现流寓异土的自己对故乡的思念之情。尤其是最后六句“河长犹可涉，海阔故难飞。霜多声转急，风疏行屡稀。园池若可至，不复怯虞机”。全部采用比体，以大雁不畏路途遥远、风霜险阻都要飞归园池来比拟自己急切的思乡之情：若真的可以回归，哪怕归途有千难万险也要回到故乡。王褒入北之后所创作的山水景物诗同样具有一种萧瑟幽僻的气象，如《人关故人别诗》：“百年余古树，千里暗黄尘。关山行就近，相看成远人。”百年古树、千里黄尘组成的意象已令人产生凄凉的感觉，而“余”字和“暗”字更带有很深的感情色彩，暗示了故人离去，北国弥空，徒留我在，心中无比孤寂、暗淡的情怀。同样《始发宿亭诗》也通过“落星侵晓没，残月半山低”的意象，从“落”、“残”“没”、“低”等带有暗淡情绪的词语中，形象地反映出诗人离别亲人之苦，前途辽远之忧等愁绪怅恨。总体来说，这些诗作鲜明地体现出“体物情深，工于铸意”的特点，亦透露出浓郁的乡关之思。
　　除了诗歌之外，严可均《全后周文》卷七还辑录王褒文二十六篇，其中《与周弘让书》最为有名。《周书·王褒传云，“初，褒与梁处士汝南周弘让相善。及弘让兄弘正自陈来聘，高祖许褒等通亲知音问。褒赠弘让诗并致书”。这封书信同样充满了羁旅之恨和乡关之思，表达了王褒悲痛失望的感情。尤其是最后一段文字，其深沉哀痛动人心扉：河阳北临，空思巩县；霸陵南望，还见长安。所冀书生之魂，来依旧壤；射声之鬼，无恨他乡。白云在天，长离别矣。会见之期，邈无日矣。援笔揽纸，龙钟横集。
　　此处，王褒巧妙地化用潘岳《西征赋》和王粲《七衷诗》中的诗句典故，用“河阳”、“巩县”、“霸陵”、“长安”四个地名借以表现自己难以掩抑的怅思故乡的悲哀情绪，以及在人北途中所见到的触目惊心的离乱景象。他归南的希望因周武帝的“留而不遣”彻底破灭。在绝望之时，王褒唯有希望自己的鬼魂能够返归故里，“书生之魂，来依旧壤；射声之鬼，无恨他乡”，喁喁哀鸣令人怆然。加上紧凑的四言句式使全文具有较强的节奏感和音乐性，更加反衬出王褒内心的痛苦。《与周弘让书》既是王褒内心真实情感的流露，也代表了那些被迫人北文士的共同心声。
　　概而言之，入北后的王褒诗文中无不充满了相关之思，而在融通南北文学的过程中，他又以其特殊的身份和影响力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他的诗歌汲取了南朝文学声律、词藻等技巧，又接受了北朝文学浑灏劲健之风，为之后新诗风的形成作了必要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