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新历史主义文学批评

新历史主义于1982年登上舞台，斯蒂芬·格林布拉特(StephenGreenblatt)在《文类》杂志的一期专刊的前言中，打出“新历史主义”的旗号。它是20世纪80年代西方历史文学转向中最主要的后现代文学批评思潮之一。它把历史的纬度重新运用到文学研究中去。新历史主义认为，“历史是一个延伸的文本，文本是一段压缩的历史。历史和文本构成生活世界的一个隐喻。文本是历史的文本，也是历时与共时统一的文本。”作为一种文本分析形式，新历史主义日益受到关注，它不仅成为一种常见的文学批评方法，也已渗透到了其它学科中去。本文将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分析。
　　一、新历史主义文学批评的产生背景
　　新历史主义文学批评的产生主要受到了以下两方面的影响：
　　1．旧历史主义存在严重缺陷，旧历史观被唾弃 学术论文发表
　　传统的历史观把历史看作是一个可供客观认识的领域。历史是独立于研究者、认识者的，也独立于研究手段和工具。如果历史研究者能够在把握历史的过程中排除主观因素，公正地、中性地使用语言工具，就能够发现历史“真相”，获得关于历史的不容置疑的“真理”。基于这种认识，旧历史主义强调社会发展规律存在的可能和必然作用性，并允许作长期的社会预测；把思辨的历史哲学看成是一种模式，利用这种模式可以解释具体真实历史的发展方向问题。
　　然而这种历史观存在很大缺陷。其一，任何研究活动都存在主体意识的参与，没有纯客观的研究；其二，任何主体的参与，都会或多或少地烙上某时某地的时空意识的印迹，对历史的纯过去性研究亦不存在；其三，历史是一种动态的背景，只有当“历史”成为过去时，通过现今的讲述，才称其为“历史”。
　　这种总体发展的旧历史观在20世纪初就政治哲学家和形式主义的批判。卡尔·波普尔在《历史主义的贫困》中说：“历史命运之说纯属迷信，科学的或任何别的合理方法都不可能预测人类历史的进程”。
　　2．形式主义长期独霸，文学批判借“语言学转向”之势解霸
　　发源于俄国的形式主义批评，是对传统历史主义的颠覆性破坏，是以建立一种新的理论体系打破旧体系完成的。俄国形式主义批评家认为，文学文本是一种语言结构形式，这种结构形式本身具备文本的自足性，文学批评只是对这种自足的文本形式的分析，与文学文本之外的世界无关。形式主义批评就是试图建立一个纯粹的文学文本的世界。与旧历史主义批评相比，形式主义开拓批评了与以内容研究为主的批评对立而互补的思维领域，是文学批评的进步。但是文本的自足性是不可能的，因为文本来源于社会生活、作家思想感情，并非从天而降。形式主义使文艺理论走出“历史”的轨迹，而落人“形式”的迷宫。
　　所谓“语言学转向”，在理查德-罗蒂看来，就是“使人们对于作为外部世界的‘再现’和‘表征’的语言永远失去了信任”，表现为一种“表征危机”。也就是说，语言已经失去了原来人们共同认可的工具性作用。“语言学转向”可分为三个阶段，两个转向，其顺序为：工具论——中心论——理论模式论。如果使用这一语言发展图式来说明新历史主义文学批评产生的过程的话，则可将旧历史主义看作是语言工具论阶段，将形式主义看作语言中心论阶段，将新历史主义看作语言的理论模式阶段。新历史主义文学批评的产生，是对“语言学转向”思潮在文学批评领域的回应。

　　二、新历史主义文学批评的几大“新”特点 学术论文发表
　　新历史主义的第一个特点，也是最重要的特点是将文本的写作、阅读以及传播的过程看作是受历史决定并影响历史的文化活动形式，致力于开掘文学文本与其他社会活动、行为和机构之间无比复杂而易变的关系。新历史主义展示了深入文学作品世界的社会存在和文学作品中反映出的社会存在。新历史主义已经超越了传统历史批评研究“是什么”、“怎么样”的实证主义的历史兴趣，而通过分析具体事件与话语关系追问“为什么”了。新历史主义的第二个特点。因为将文学文本放回到历史语境的解读不可避免的会使批评者主体重新受到“权力话语”的支配和抑制。但是如果批评者自觉意识到自己作为现代阐释者的身份，就能更好地抵制主导意识对自我意识的蚕食，更清醒地洞察权力关系的本相，更彻底地解放被权力压制的文本意义。
新历史主义批评的第三个特点是它是一种具有政治批判性的少数派批评。新历史主义一方面试图尽可能找回文学文本最初创作与消费时的历史境遇，但同时吸收新阐释学的影响，承认自己作为批评者也同作者一样受制于特定历史时代的意识形态，因此自己对文学文本的理解及所选用的文化语境与其说是“发现”的，不如说是自己从具体历史处境出发所作的文本建构，这是由于植人了后现代的批判怀疑精神，新历史主义批评具有高度自觉的主体意识，拒绝与主流意识形态合作，以政治化解读的方式从事文学批评，强调经济和历史语境的重要性，并借鉴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福柯哲学、女权主义等理论，是一种集多种理论于一身的“文化诗学”。从另外一方面来说，新历史主义理论来源的多样性也是其有别于其它理论的独特之处。新历史主义是具有“多元主义倾向的文学批评的思想潮流”。关于其理论来源本文下面将有专门论述。
　　三、新历史主义文学批评的理论基础
　　新历史主义理论上深受米歇尔·福柯(MicheMFoucauh)的历史观、权力和话语观念的启发，而路易·阿尔都塞(LuisAlthussser)的意识形态理论也曾给予它一定的灵感。
　　福柯对新历史主义影响巨大。福柯认为，历史事件的产生纷繁复杂，是政治、经济和社会诸种因素交错作用的结果。历史学家在评述历史事件的时候，由于环境的局限，必然带有主观的色彩，很难坚持客观公正、不偏不倚的立场。展示在人们面前的历史，只是以文本形式存在的历史，与文学文本已无本质区别。詹姆逊说，“历史只有以文本的形式才能接近我们，换言之，我们只有通过预先的文本才能接近历史”。在福柯看来，权力不是可以占有或夺取的东西，它牵涉到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关系；处于某一权力关系中的双方在不断的斗争当中，但这种斗争很少导致权力关系的毁灭，相反，权力关系的存在依赖于多方的抗拒，分散的抗拒被权力关系运用各种策略所化解，并将其转化为对自己的支持。福柯着重研讨的是不平等和压迫性的权力怎样以人道精神和自动选择的面貌得以大行其道的，并在整个社会产生共识。福柯的权力观念给新历史主义文学批评的启示是：文学文本以及其它文学形式，是建构权力的工具。由于权力的无所不在和坚不可摧，任何抵制行为最终都要失败，文学不但不会推翻权力，反而会在抵制权力的过程中强化权力。
　　福柯的话语理论为新历史主义重新探讨文学和历史的关系提供了新的视角。话语作为一种特殊的意识形态形式，是在一定的社会条件下，决定人们应该说什么以及怎样说的监督机制。文学是话语行为的一部分，它在社会结构中发挥了实际作用。例如，献给詹姆士一世的《麦克白》，本是揣摩上意、曲意逢迎之作。它为詹姆士一世的绝对主义意识形态理论鸣锣开道，积极参与了主导意识形态话语的建构，不仅是当时社会历史状况的反映。而且也是社会历史的一部分。 学术论文发表
　　阿尔都塞的迥异于正统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观念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新历史主义。阿尔都塞认为，意识形态既不是有意识的信仰、价值观和政治态度的取向这类东西，也不是一种虚假的意识，妨碍了人们正确认识社会现实，掩盖了阶级冲突的现实，即它体现了社会中的个体与其真实存在的状况之间的一种想象关系。在他看来，我们都是深处社会意识形态氛围之内的而不能自拔的“主体”，逃避意识形态的影响是徒劳的。意识形态主要借助宗教、教育以及司法等国家机器来质询主体，让我们在社会结构中安然接受自己的社会位置。通俗的讲，意识形态就是被统治阶级服从于统治阶级的一种无意识。新历史主义的任务就是通过文学文本与历史文本的分析，把这种无意识彰显了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