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南北朝时代思想对卢思道文学创作的影响

　论文摘要：卢思道生活在魏晋南北朝末期，其思想及文学观念带有鲜明的时代烙印。儒释道三教的结合、南北朝不同的文学思想观念、文人集团的出现及唱和、批评活动等因素对卢思道文学创作均产生了重要影响。
　　论文关键词：卢思道；南北朝；文学思想；时代特色
　　卢思道生活在魏晋南北朝末期，是“中国政治上最混乱、社会上最痛苦的时代，然而却是精神史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其思想及文学观念带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具体表现如下。
　　一、儒释道思想结合对卢思道的影响
　　南北朝时是中国历史上大动荡、大变革的时期，这就促进了人对现实中的行为准则展开反思或重新评估，换言之，对影响几百年的儒家和道家思想进行重新定位，故而道家的玄学意识在魏晋南北朝的兴盛决非偶然，它是文人在社会动乱中得以保持心理平衡，从而得以避乱自保的思想武器。而佛教从印度传人中国，给中国知识分子提供了又一面认识世界及自我的镜子。此三教结合，扎根于中国人内心，成为中国民族精神的内核，显示了文人人格复杂与多元的存在。
　　对于卢思道来说，首先是家族儒家思想对他的影响。卢氏家族从卢植开始，都以儒学见兴，卢植作为汉末大儒对儒家思想及学说有很大的贡献。其家传儒学显于当时，其子孙后裔因儒业见举者，举不胜举。《北史》卷三十《卢玄传》载：“神麝四年，太武辟召天下儒俊，以玄为首。”本卷又载昌衡、思道事：“昌衡字子均，小字龙子。沈靖有才识，风神淡雅，容止可法，博涉经史，工草行书。从弟思道，小字释奴，宗中称英妙，昌衡与之俱被推崇。”本卷末又载：“卢玄绪业著闻，首应旌命，子孙继迹，为世盛门。其文武功烈殆无足纪，而见重于时，声高冠带，盖德业儒素有过人者。”卢氏世代以儒学为业，讲究长幼之序，为世人所楷模。同卷又载：“道将涉猎经史，风气蹇谔，颇有文才，为一家后来之冠，诸父并敬惮之。”故而卢氏子孙不论男女都秉承这种家风，崔浩母卢氏乃卢湛之孙女，并且把这种家风带到了夫家。崔浩为其母著《食经》作序日：“余自少及长，耳目闻见，诸母，诸姑所修妇功，无不蕴习酒食，朝夕养舅姑，四时供祭祀，虽有功力，不任僮使，常手自亲焉。”此皆可证卢氏门风的儒家传统。思道一直以人世为务，时常想扬名于家邦，流誉于邻国，期望能为明主所用，故作《北齐兴亡论》和《北周兴亡论》以期取悦于隋文帝。儒家的积极人世精神，对其影响颇为深远。
　　其次是道家玄风的熏染。如果说儒家所关注或重视的是社会现实，是积极人世，那么道家所关注的则是超越这一社会现实，它是社会现实和理想之间的一座桥梁。道家的生存方式给予后人诸多启迪，它是儒学演变的一个借鉴点。卢思道受道风熏染，亦有多方面的体现。从性格上说，其狂放不羁，好褒贬人物，爱饮酒。《隋书》卷五十七《卢思道传》载：“思道聪爽俊辩，通悦不羁。”《太平广记》卷二四七引云：“北齐卢思道聘陈，陈主令朝贵汲酒食，与思道宴会，联句作诗，有一人先唱，方便讥刺北人云：‘榆生欲饱汉，草长正肥驴。’为北人食榆，兼吴地无驴，故有此句。思道援笔即续之日：‘共甑分炊米，同谠各煮鱼。”’为南人无情无义，同炊异馔也，故思道有此句。吴人甚愧之。……太子詹事范阳卢叔虎有子十人，大者字畜生，最有才思。思道谓人日：‘从叔有十子，皆不及畜生。”另外《北史》卷三五《郑义传》亦记载：“(郑)元礼，字文规。少好学，爱文藻，有名望。……崔昂后妻，元礼姐也，魏收又昂之妹夫。昂尝持元礼数篇诗示卢思道，乃日：‘看元礼比来诗咏，亦曾不减魏收。’思道答云：‘未觉元礼贤于魏收，且知妹夫疏于妇弟。”’其狂放而又喜好轻侮人如此，确实是“不操细行”，可谓有魏晋风流。卢氏家族不仅思道有此风度，卢元明、卢循祖亦有此风。《北史》卷三十《卢玄传》附载：“元明善自标置，不忘交游，饮酒赋诗，遇兴忘交。性好玄理，作子史杂论数十篇。”同传有中山王熙赞元明日：“卢郎有如此风神，唯须颂《离骚》，饮美酒，自为佳器。”
　　其风彩闲润，亦灿然可观。思道父道亮，甚有操行，受老庄易学影响颇深，竞隐居不仕，思道受其熏染定非不浅。从作品内容上看，思道诗文中屡有隐逸之语，如其《劳生论》中云：“余年在秋方，已迫知命，情理宜退，不获晏安。一叶从风，无损邓休之攒植；双鸟退飞，不亏渤湃之游泳。耕田凿井，晚息晨兴；候南山之朝云，揽北堂之明月，汜胜九毂之书，观其节制；崔窟四民之令，奉以周旋。晨荷蓑笠，白屋黄冠之伍，夕谈谷稼，沾体涂足之伦，浊酒盈樽，高歌满席。恍兮惚兮，天地一指。此野人之乐也，子或以是羡余乎?”这是卢思道罢武阳太守后屏居在乡时的作品，故有此隐逸之思想。其诗《神仙篇》和《上巳禊饮诗》亦有道家思想的体现。《神仙篇》云：“浮生厌危役，名岳共招携。……一丸应五色，持此救行迷。”这表现了其想升仙、超遥尘世之外的思想。在其《上巳禊饮诗》中，诗人更以隐者自喻，向往山泉中的风景，讨厌城市中的喧嚣，想仿效老子出关、七贤人林。这些都证明卢思道受道家思想的影响亦颇为深远。
　　最后，佛风侵渐也是一个重要方面。南北佛风迥异，北方重宗教对日常行为的约束，而南方讲究哲理的探讨。思道小名释奴，虽然史书上没有记载他为什么取这样的小名，但这应与释家有一定关系，并且他的家族中有多人信佛，《北史·卢玄传附》曾记载卢潜云：“扬州吏人以潜断酒肉，笃信释氏，大设僧会，以香花缘道流涕送之。”本卷又载卢景裕信佛之事：“景裕虽不聚徒教授，所注《易》大行于世。由好释氏，通其大义。天竺胡沙门道希，每译诸经论，辄托景裕为之序。”反映出这一时期卢氏家族对释氏的接受。史书虽没有记载卢思道信佛之事，但其有愿文，即《辽阳山寺愿文》，何为愿文?乃是佛寺做法事时叙述施主愿望的表白文字。这篇愿文中佛家术语较多，比如觉海、玄门、甘露、十力、四心、屠门、胜因、弥陀、兜率、三界、法界、虚空等，如果对佛学没有一定的研究，恐怕难以写出如此之多的专业术语。该文当是卢思道为当时文宣皇帝代作的还愿文。《北齐书·文宣纪》云：“天保十年，……甲寅，行幸辽阳甘露寺，二月丙戍，帝于甘露寺禅居深观，惟军国大政奏闻。”且本卷记录文宣帝曾随世宗皇帝“行过辽阳山，独见天门开”的事情，可以资证思道此文当是为文宣帝所作的还愿文。另外，思道还作有《从驾经大慈寺诗并序》，思道经常随皇帝出行，所至之处，有佛寺等，则作诗以记之，这亦可从侧面反映出卢思道当时受到了佛家思想的影响。
　　二、南北朝文学思想对卢思道的影响
　　我们先看北朝文学思想。罗宗强先生认为：“北朝文学思想自一开始便是非常传统的，是儒家政教之用的观点。”这种儒家诗教观屡见北朝文人笔端。《魏书》卷四十八《高允传》云：“臣闻经纶大业，必以教养为先，咸秩九畴，亦由文德成务。故辟雍光于周诗，泮宫显于《鲁颂》。自永嘉以来，旧章殄灭。乡间芜没《雅》、《颂》之声，京邑杜绝释奠之礼。道业陵夷，百五十载。”同书卷六十《程骏传》云：“臣闻《诗》之作也，盖以言志。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关诸风俗，靡不备焉。上可以颂美圣德，下可以申厚风化，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
　　此古人用诗之本意。”另外，北朝还有采诗之记载，亦可反映出北朝人对文学的教化功用的重视。《魏书》卷六十四《张彝传》云：“臣时忝常伯，充一使之列，遂得仗节挥金，宣恩东夏，周历于齐鲁之间，遍驰于梁宋之城，询采诗颂，研捡狱情‘，实庶片言之不遗，美刺之俱显。而才轻任重，多不遂心。所采之诗，并始申臣，而值銮舆南讨，问罪宛邓，臣复忝行军，枢机是务。常恐所采之诗永沦丘壑，是臣夙夜所怀，以为深忧者也。陛下垂日月之明，行云雨之施，察臣往罪之滥，矜臣贫病之切，既蒙崇以禄养，复得拜妇丘坟，明目友朋，无所负愧，且臣一二年来，所患不剧，寻省本书，粗有仿佛。凡有七卷，今写上呈，伏愿昭览，敕付有司，使魏代所采之诗不湮于丘井，臣之愿也。”所以北朝看重的是儒学的实用价值，他们认为儒家经典可以移其风俗、和其人民，更可以使人恭俭庄敬、广博易良、温柔敦厚。用儒学修身养性，可以厚人伦、纯风化，有利于国稳民安。这些都是文人们针对当时社会混乱状况所开列的济良药，而这些思想反映在文学上，则是讲究质朴无华，从而能真实地表露作家的情怀。思道创作受其影响，这是时代的要求，亦是环境熏染的结果。这里的环境不仅包含上述的人文环境，亦包括北方的地理环境对文人的陶冶。卢照邻在《南阳公集序》言：“北方重浊，独卢黄门往往高飞；南国轻清，惟庾中丞时时不坠。”北方的雄浑与浊重，使得诗人抒写情志往往有阳刚之气。《隋书·文学传序亦云：“江左宫商发越，贵于清绮，河朔词义贞刚，重乎气质。”《颜氏家训·音辞》中亦有自然环境不同从而对人有不同的影响的描述：“南方水土和柔，其音清举而切诣，失在浮浅，其辞多鄙俗。北方山川深厚，其音沉浊而讹钝，得其质直，其辞多古语。”山川的深厚不仅可以影响人的语音质量，而且还影响人行为处世的气质。反映在文学创作上，表现出的是一种昂扬的情趣和价值取向。颜之推在其《颜氏家训·风操》中云：“别易会难，古人所重；江南饯送，下泣言离。有王子侯，梁武帝弟，出为东郡，与武帝别。帝日：‘我年已老，与汝分张，甚以恻怆。’数行泪下，侯遂密云，赧然而出。坐此被责，飘繇舟渚，一百许日，卒不得去。此间风俗，不屑此事，歧路言离，欢笑分首。”“聊’南人北人对分别一悲一乐，差距较大。卢思道的赠别诗中就有此种豪放情韵。他的《赠刘仪同西聘诗》和《赠司马幼之南聘诗》中都充满了对分离的一种勉励和鼓舞，显示出一种豪情：“灞陵行可望，函谷久无泥，须君劳旋罢，春草共萋萋。”(《赠刘仪同西聘诗》)诗人祝愿刘仪同此次西聘能创宏伟事业，诗人更想在其凯旋后，与其在春光中再故地重游。“陆侯持宝剑，终子系长缨。前修亦何远，君其勖令名。”(《赠司马幼之南聘诗》)那些前贤又有什么遥远的呢?你的出使南朝亦可以获得和他们一样的美名!在这两首诗中，作者虽有悲情的存在，但最后抒写的都是豪情壮志，阳刚之气粲然十足。
　　我们再来分析南北文学交流对卢思道文学思想的影响。南朝一直是被看作中国正统之所在，其诗歌发展是在汉魏基础上的进一步深化和创新，它经历了玄言、山水、田园、永明、宫体等不同的阶段，为中国诗的发展提供了多姿多彩的模板，而北方则滞留在文学创作的崇教化、厚人伦的儒学政教的苑囿中。创作不甚讲究技巧。但在南北的交流中他们发现了南方文学的别致、新鲜，并对此相当羡慕。《北齐书·元文遥传》曾记载《何逊集》人北方，为北人所赞颂的事迹：“晖业尝大会宾客，有人将《何逊集》初入洛，诸贤皆赞赏之，河间邢邵试命文遥，诵之几遍可得?文遥一览便诵，时年十余岁。”
　　《巧所以南朝的文学思想是在南北交流与互聘的过程中传到了北方，对北方的文学创作起到很大的推动作用。邢邵是卢思道的老师，他作诗常常模仿沈约。魏收，亦是北朝与邢邵齐名的文人，其创作却模拟任防。《北史·魏收传》云：“收每议陋邢文。邵又云：‘江南任防，文体本疏，魏收非直模拟，亦大偷窃。’收闻乃日：‘伊常于《沈约集》中作贼，何意道我偷任肪?”邢、魏都是北朝文坛的领军人物，其创作却从模仿南人人手，可见北人的文学创作得益于南朝多矣，但是北方学习南方，并不是邯郸学步，而是在保留北人的传统基调之下的一种审美接受。比如邢邵在学习南朝文风时，已经有了自我的主见和时地差异的不同文风的观念，其在《萧仁祖集序》中云：“昔潘陆齐轨，不袭建安之风，颜谢同声，遂革太元之气。自汉逮晋，情赏犹不逢谐；江北江南，意制本应相诡。”卢思道、卢循祖对南方诗人亦有自己的看法。《颜氏家训·文章》云：“兰陵萧悫，梁室上黄侯之子，工于篇什。尝有《秋》诗云：‘芙蓉露下落，杨柳月中疏。’时人未之赏也。吾爱其萧散，宛然在目。颖川苟仲举，琅邪诸葛汉，亦以为尔。而卢思道之徒，雅所不惬。”颜之推乃北渡之人，对南风早已熟悉和接受，可对于北朝人来说，却对南方的这种萧散意境不是很欣赏。在本书中还有一篇反映南北融合中北方文人对南方来的文人诗作的审美批评：“王籍《人若耶溪》诗云：‘蝉噪林逾静，鸟鸣山更幽。’江南以为文外断绝，物无异议。简文吟咏，不能忘之，孝元讽味，以为不可复得，至《怀旧志》载于《籍传》。范阳卢循祖，邺下才俊，乃言：‘此不成语，何事于能?’魏收亦然其论。”对南人作品中的这种纤细、清幽风格，北方人多不赞同，显示出北方文人的自立，亦正是这种自立品格，使北方的文学不同于南方的文学，这些文学活动，有的是卢思道直接参与的，有的则是在其同僚、朋友等之间发生的，因其发生在卢思道周围，故对卢思道的文学创作有较大的影响。
　　三、文人集团的出现及唱和、批评活动对卢思道的影响
　　文学的繁荣和昌盛，与文学中心的出现有密切关系，邺城是当时的政治、文化中心，并且当时已建立了文林馆，文人们可以在那里酬唱附和，甚至发表不同的看法，在此基础上形成了邢、魏两个派系。邢邵非常推崇沈约，《颜氏家训·文章》记载：“沈隐侯(约)日：‘文章当从三易，易见事，一也；易识字，二也；易诵读，三也。’邢邵常曰：‘沈侯文章，用事不使人觉，若胸臆语也。’深以此服之。”故而邢邵作诗常模仿沈约，并在当时形成了邢邵为首的模仿沈约派。另一当时的名士魏收，却模仿任防，形成了以魏收为首的仿任防派，二人作为当时师匠成为邺城文学的时俗准则，得到士人公认。颜之推《颜氏家训·文章》中还云：“邢子才、魏收俱有重名，时俗准的，以为师匠。邢赏服沈约而轻任肪，魏爱慕任肪而毁沈约，每于谈宴辞色以之。邺下纷纭，各有朋党。”卢思道师从邢邵，作诗受其影响是不言自明的。当时在文林馆中不仅有卢思道、薛道衡等重要北方作家，亦有来北的南方作家如萧放、萧悫、颜之推等人，他们同为“馆客”，形成了南北文人汇集邺城文林馆的局面，又有了所谓“烟霏雾集”的气象，他们在此品藻人物，商谈诗文创作，耳熏目染日久，就较易提高创作水平、赏析水平。这诚然不独对卢思道有莫大影响，亦对整个北方文学带来了新的风气。而在这个新风气中，受益最深的恐怕就是卢思道了，因为从现存的文献来看，在北方本土作家中，只有卢思道现存的诗最多，卢思道诗28首，薛道衡2l首，其他诗人只几首而已，而且在主题、内容以及技巧上其他诗人亦是无法与卢思道抗衡，故明代许学夷云：“二三子有齐之季，皆以辞藻著闻，爰历周隋，咸见推重。李称一代俊伟，薛则时之令望。静言扬榷，卢居二子之右。”